城市是人类的创造物，城市的天际线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和形态在空间中的投影。
　　在神定的秩序控制着生活方方面面的古代，尘世的天际线便是上帝之城的再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的居民区狭仄不堪，人们草率地对待当下的生活条件，却夜夜仰望着星空寻求神的启示，于是有了直冲云霄的哥特式大教堂，它的挺拔高耸、卓尔不群，与扁平简陋、泯然一片的民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便勾勒出了中世纪城市天际线的基本轮廓。
　　文艺复兴的展开逐渐彰显了人性的力量，世俗的君权崛起取代了神权。从路易十四到彼得大帝，获得了绝对权力的君主们开始希望在城市和建筑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光荣，城市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展示权力的权杖。于是，大教堂的地位江河日下，而宫殿、城堡、政厅、法院这些建筑的发展则如日初升，成为18世纪城市天际线的主宰。凡尔赛宫的煌煌屋宇和涅瓦河畔的海军大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巴洛克天际线的画面。
　　如果说被文艺复兴解放的人性又落入了君权的掌控，那么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则最终敲碎了集权的枷锁。历史的滚滚大潮卷走了专制君王们的权杖，凡尔赛宫的豪华也黯然失色；时代的弄潮儿换成了志得意满的资本家们，而他们让金钱的力量主宰了一切。在这崭新的、由资本支配的逻辑下，城市天际线的主宰再也不是教堂或皇宫，而由资本的标志物取而代之：起初是工厂巍巍高耸的烟囱和连绵的厂房，最终定格在CBD里君临天下的银行大厦。
　　古代中国的天际线，与世界其他地方形式各异而实质相同，都无非是神权和君权在城市中的投影。些微的不同在于，我们中国没有强烈的宗教冲动，我们古代的天际线大多被打上君主专制社会的烙印，因此，我们的城市天际线的支配者，是帝王的宫室，而非上帝的教堂。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香港式天际线便乘着南风刮遍了中国，首先在深圳华强北，继而在上海浦东、北京CBD，最近的例子则在渤海之滨的天津滨海新区。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天际线”的控制。因此，中国其他城市的天际线与香港相比，在相似表面之下，实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香港中环那金钱垒就的天际线，却也规矩礼貌，摩天楼之间和谐共生，遵循着整体的设计规范，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公民社会几百年来形成的规则意识的反映。而在我国大陆，情况就远为复杂。在现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我国的天际线是混乱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我们就看到了北京的CBD，各座大楼争奇斗妍，霸道的外形，彼此各不相让。
　　如果说城市的天际线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的投影，那么，我们可以悲观地说，经历了文化与社会断裂的近现代，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秩序，支配社会的力量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权力，更不是理想或者传统，而是所有这些因素间缺乏规范的竞争和较量，为此，一批又一批的规划局长和城市建设主管市长陷于铁窗牢狱。同时，我们也可以乐观地说，当今中国城市天际线的这种乱像，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裂变的时代，将从无序走向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