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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求:用工业精神重塑中国制造
2016-01-20 12600
近十年来,汪中求一直是“空中飞人”,作为精细化管理的专家,他刚带了一个企业家考察团从德国学习回来,又驱车3小时赶到《世界经理人》智汇沙龙现场,两鬓微霜、年近五十的汪中求神情有些疲惫。当汪老师走上讲台手执话筒后,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马上振作起来,腰板挺直,手势不多,话语掷地有声。
    这些年,很多人成名就是因为一首歌,一本书,像“刹那的烟火”短暂地热闹一阵就退出了喜新厌旧的公众视野。十年前用《细节决定成败》唤醒国人的细节思维后,汪中求并没有因鲜花和掌声而止步不前,而是继续激扬文字,推出《精细化管理》、《契约精神》、《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等书籍,并撰写管理博客和主讲培训课程,不断推动精细化管理的普及。


求索工业精神
    所谓工业精神(Industrial Spirit),是人们对工业产品赋予的积极态度,是一国工业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企业层面体现为对产品本身的尊重,是设计和制造人员附着在产品上的情感和能量,以及对产品创新和制造过程精益求精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2006年8月,著名经济学者钟朋荣在《英才》杂志发表《稀缺的工业精神》,指出工业化的本质是深度分工和深度合作。“工业精神”不仅是企业的精神取向,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待制造业的态度与价值观。
    在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之间的联系,中国制造业就像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汪中求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中指出,“工业精神”就是所有行为都必须对未来负责任,其内涵包括合作精神、契约精神、效率观、质量底线、持续发展观等。
    当契约精神被肆意践踏,商业伦理日渐凋零,公德与职业精神严重匮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时,改造今日中国之商业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一种文人的焦虑,汪中求试图从文化和哲学层面来思考和解读哪些是严重影响中国工业进程的因素,从中找出中国管理的根本问题,并试图找到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用工业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来重塑中国制造业的价值观。
    汪中求认为,中国工业精神的缺失,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制度共同作用的苦果之一。大多数制造企业信奉“卖出货就是硬道理”,对如何做精品、怎样创名牌不屑一顾;不注重原创,不注重研发,不注重专利与知识产权的积累与沉淀;只在微利的低端产业链条里挣扎。在这类企业老板看来,研发远远没有抄袭获利更快、更直接。工业精神的弃守使中国制造业成为一个没有民族信念的经济怪物。
    “真正的工业化永远都是有精神支撑的。世界最优秀的制造工业,如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瑞士制造,背后都有着一丝不苟的工业精神在支撑着。欧美诸强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告诉我们,没有工业精神支撑的工业化终究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这就是汪中求发出的呐喊。
    曾几何时,中国的产业工人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价值,地位崇高。但改革开放后,制造业第一线的生产者从“主人”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地位发生变化的“农民工”们为了生存和理想不得不远离故土,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照。
    中国制造业靠着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并透支了巨大的人力和环境资源换来快速成长,“拿来主义”的成长背景造就了中国制造企业漠视员工的幸福感和环境的破坏。而以GDP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决定企业地位的不是产品品质而是企业规模,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体现在规模的不断扩张,分解到工人那里变成不断增长的“任务”,工作量成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决定了工人对于产品的态度是追求数量而不是把质量做到最好。
    汪中求指出,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待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能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倡导孜孜不倦地对工艺和产品的专注,就像瑞士钟表匠一样。
    80后、90后这些新一代产业工人的价值观和归属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赚钱养家已经不是他们在外打工首要的目的。汪中求建议,企业很难改变今天的二元经济结构,但可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比率尽量减少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提高员工的工作年限,为员工创造“长期就业”的工作环境,可以给予员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公司可以更多地借力社会资源增加员工的荣誉感,还可以联合当地的制造业协会,在相关的行业和地区设立“工业精神奖”。
    2009年丰田汽车大面积召回事件后,汪中求撰写了《谁能超越丰田》一书,他说,“我相信这次事件不会让丰田倒闭。因为通过我多年来对丰田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内动力和自我纠错能力很强,所有的管理者认为自己昨天所做都是错的,每天都必须有改善。丰田人很少谈营销,谈得最多的是专利增加多少,哪些车型做过多少试验,生产线做过哪些改变。他们更关注质量和创新。而我们很多企业却把眼光盯着营销表现,没有把产品做精做专,却想差不多能卖出去就行了。


拷问商业底线
    汪中求做过咨询的内蒙古一家颇具规模的注射液生产企业已经无法经营下去,他却无力回天。原因是这家企业坚持用国际惯例的玻璃瓶包装,而竞争对手纷纷改换成有可能产生输液污染的低价塑料瓶以降低成本。这种置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的行为,和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更是表明中国很多企业契约精神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中国人一直以谋略著称于世,从田忌赛马的故事受到全民追捧便可以看出,谋略已经成为一些人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契约精神》一书中,汪中求清醒地指出,从管理学的层面上来看,田忌和齐威王之间的赛马应该是一种完全信息下的竞争,而不应该存在信息的隐瞒。田忌在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游戏规则破坏的胜利,是阴谋家的胜利。如果纵容这种胜利,就必然要引出大批效尤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雷士照明的纷争不仅折射出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和所面对的利益矛盾与发展困惑,更重要的是为急着融资上市的民营企业家敲响契约精神的警钟。吴长江始终认为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过错,并且放言:“契约精神是虚伪的,人治才是王道”。对此,汪中求指出,“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无契约精神。
    对那些不能遵守契约精神的企业或个人,汪中求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仿效西方国家建立“黑名单”。一个企业或个人在契约精神上有了瑕疵,就被记入“黑名单”;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契约,就不会有企业或个人与之合作。西方把这些被记入“黑名单”的企业或个人被称为“活着的死人”。当中国人对契约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类似雷士照明这样丧失了契约精神的企业一定无法生存。
    诸多事实证明,坚守契约精神的企业,生命力会越来越旺盛。汪中求在做咨询时了解到,澳洋顺昌集团有一批在生产过程中被刮花了钢板,属于不合格材料。因为客户还会在钢材表面上进行喷涂,这点损伤对客户影响不大。在是否告之客户实情的问题上,公司内部出现了两派意见:营销部门认为不需要,而企业文化部门则坚决反对,认为会伤害公司的企业文化。最终老板认为应该坚守契约精神,决定告诉客户并承诺愿意降低价格。客户并没有因此要求降价,反而加强了合作。然而,汪中求也无奈地指出,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仅仅依赖企业家的自律来维系契约精神,确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企业家很多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在现行的税收政策环境中,有些企业不得不突破底线,靠偷税漏税才能勉强生存。契约精神的坚守,既需要良好的商业和社会环境,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深耕精细管理
    从教师到营销总监,从总经理到培训大师,从工作性质的转变到研究课程的转变,变的是名气,不变的是他对管理的求索精神。
    为了帮助制造企业深入了解精细化管理,寻找和重塑工业精神,汪中求每年都会带领一些制造企业的老板和高管走访日本和德国,参观丰田、宝马等知名制造企业,不仅学习他们对产品制造的精益求精,更多是从点滴中探寻随处可见的工业精神。同时也帮着把国外的专家请进来,在汪中求的牵线下,小洋人乳业集团成功请来日本专家帮助加强生产管理。
    今年5月的德国考察,汪中求带着企业家们拜访了包括宝马、奔驰、空客、通快等知名企业,还到柏林中小企业协会、斯图加特工商会、柏林开发区等中小企业商会参观学习。在B2B业务沟通中国内企业家们发现,欧洲人最不喜欢中国企业草率的报价方式,不仅表述不清晰,也不负责任。不少中国企业员工在商务沟通中不习惯用有法律效力的企业邮箱,给人以不可靠的印象。在这些细节上不注意,就很可能丢失大的订单。
    虽年少之时曾从师习武,但汪中求骨子里乃一介书生。对学术的严谨思维和批判精神令他对各种管理乱象总是仗义直言。他说:“中国的管理培训市场良莠不齐,注水多干货少,糊弄多而精品少。有些所谓的专家,一人能上十多门上百门课,什么流行讲什么。我虽然算不上最好的培训师,但是对自己所讲的课程和研究的领域非常负责任,一门课程至少要花5年去做研究,每一次上课前,我至少看7-8本书并做好详细的笔记”。
    汪中求还呼吁中国的管理学专家和商学院教授们要更加务实,一定要沉到企业去做具体研究,才能了解企业实践。当被问到中国企业做好精细化管理最难的是什么,汪中求回答说,“是基本功,就是把最简单的事情认真做好。中国决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决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
    这些年,有人在制造管理时尚,有人在推波助澜。汪中求坦言,在中国追逐管理时尚的过程中,他是受益者。十年来不算盗版,《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卖了500多万册,奠定了汪中求培训大师的地位,在电子书大行其道、纸质书籍式微的今天,这一记录也成为中国管理类书籍难以跨越的丰碑。
    回顾十年的心路历程,汪中求自言“宁讲错话,不吹牛”。成名后,汪老师去过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现在还保持每季度去韩国汉洋大学讲课。每年帮助4家企业做管理咨询,每周撰写一篇博客,著书立说、成为汪中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12年10本书虽然算不上高产,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书注定不会大卖,像2012年出版的《中国需要工业精神》,深思带来的警醒在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却像“文艺片”叫好不叫座而无法重现年销售百万的辉煌。有一本书因为出版者的坚持,卷首的两张印着杂乱图片和说明的彩页成为汪中求心中一个难言的伤疤。
    在精细化管理上深耕9年后,汪中求告诉记者,“我准备再研究20年,共30年投入,到底会有多大贡献,任由社会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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