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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林彪的两面性(二):林彪失误险致毛泽东遇难

关键词:[国学管理] 浏览:19063 发布日期:2016-01-20 网页收藏

  •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


    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他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
     
    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 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来自战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生与死、胜与败的选择。
     
    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带领大家实际操演。江西、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
     
    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运动。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


    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首屈一指。
     
    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按考生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步兵科第一团是军官团,第二团是预备军官团。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二团里。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士第、赵自选、宣侠父、余洒度;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
     
    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一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儿,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郑洞国、陈


    明仁……这些黄埔一期学生,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手。
    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队长”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军事钻研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一面,也不成其为林彪。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八十三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一三”了。
     
    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
     
    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
     
    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
     
    再于是,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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