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文豪刘禹锡

杜静

刘禹锡（公元772─842），字梦得，唐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他的诗通俗清新，精炼含蓄，善用比兴手法，多有弦外之音，有“诗豪”之称。他以《竹枝词》、《杨柳枝词》和《浪淘沙》为名的三组组诗，富有民歌特色，是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他的《乌衣巷》、《石头城》和《柳枝词》是传世的精品，对后世的诗人和词人很有影响。

刘禹锡史称定州无极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因为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禹锡的七世祖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咨询和查证，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刘禹锡生长在江南，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耳濡目染，受江南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文化影响较深，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二十一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仕途相当坎坷。唐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授太子校书。此后历官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掌书记、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监察御史等职。因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于公元805年从监查御史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返京，再除为连州刺史；六年后转夔州刺史；三年后转和州刺史；两年后罢官还京，公元831年出苏州刺史；835年转同州刺史；一年后升为太子宾客，六年后去世。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宪宗元和十年(815)召回长安，又因赋诗获谴，再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敬宗宝历二年(826)始被召回，先后任尚书省主客郎中、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文宗开成元年(836)后，担任秘书监；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晚年虽闲废多病而志意不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等诗句，表现了他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天论》三篇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文中还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阐述了国治法行对于改造自然的重要作用。在《因论》七篇中，能注意到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小大、利钝、声实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情况，表现了一定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刘禹锡在政治上反对墨守陈规，主张“稽弊而矫”，“唯变所适”。在地方官任上，他能因时制宜，兴利除弊，故所在多有卓著的政绩。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成就卓著，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个诗派之外独具一格韩愈“以文为诗”，标榜师古在中唐独树一帜在中唐。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诗风平易通俗。刘禹锡效法屈原，独辟蹊径，努力向民歌学习，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来提高创作水平。刘禹锡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认真吸取民歌营养，创作 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和风土人情的好诗。他的民歌体乐府诗都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当地民歌的健康朴素的思想感情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并将它与文人诗的协作技巧糅合起来，或多或少地达到了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人情美与物态美的融合，诗意与哲理的融合，雅声与俚歌的融合。他的《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杨柳枝词》等等形象生动、优美自然，含思婉转。有着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感，多用比兴、谐音、双关语，使人感到表达的感情真挚而又含蓄，又比一般的民歌细腻、华美。另外，以前民歌多用花比女子，而他在《竹枝词》九首之二中写道：“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用花来比男子。他还用桃花来影射权贵：“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可以说，这些作品既有别于普通的民歌，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很大。

刘禹锡在散文方面也颇有建树，博采众长。诚如王履道所说：“韩退之、柳宗元、刘梦得文冠百代。”当年刘禹锡因参与政治革新得罪当朝权贵，被贬为安微和州通判.按当时规定，通判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是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没有埋怨，撰写一幅对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辨。这个举动气坏了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改为一间半。新宅临河，杨柳依依，刘禹锡写了一幅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安心住下，读书作文。知县见他还是悠然自得，将其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为斗室，写下家喻户晓的《陋室铭》一文。

刘禹锡工诗能文，兼擅书法。其在巴东民歌基础上创作的《竹枝词》，词意高妙，风韵天成，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其七言律、绝，精警含蓄，多为传诵名篇。白居易曾尊其为“诗豪”。散文则不拘一格，尤长于论说。宋姚铉把他同唐著名古文家李翰、梁肃等并称为“文之雄杰者”。所著有《刘宾客集》，今存最早刻本为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的宋刊大字本(也称崇兰馆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

刘禹锡对佛教也有着较深的研究和修炼。他把佛教与养生相提并论，不同意陶渊明抛官不仕的作法，认为在官场中也可逍遥自在。他在自己的《天论》三篇里不接受“因果报应”和“天人感应”的理，而自己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说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自己“远大政治抱负”放不下，希望时来运转，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刘禹锡与多位佛教高人往来甚广，并受到指点，认识到单靠常人感官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真相，深刻地领悟到禅理与诗道相通之处。并且认为文艺创作也要戒、定、慧。要努力排除心中一切杂念，形成虚空的审美心境，这是构成艺术构思的前提条件。他还指出：有了虚空的审美心理，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就会纷至沓来，涌入心中。

刘禹锡在任过监察御史一职，被贬回家闲居后，由于失意而积郁成疾。一日，刘禹锡跟随朋友到医生那里去诊病。医生望闻问切诊断出，是由于不按时作息，生活没规律造成的，对症下药开了一些药丸并叮嘱按剂服药，服用过量会损害身体。刘禹锡半信半疑回家后按着医生的嘱咐小心服用。经过两天，腿就感到轻快不麻木了。过了十天，身上也不发痒了。过了一个月，食欲大增，步履矫健，身体比以前强健多了。有人对他说：“这药真是神了！真难得呀！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何不前去多索取些药，那样不是把病治得更彻底了吗？”刘禹锡听后连连点头。于是，他继续服药。五天以后，药的毒性果真发作，他感到遍体胀疼。这时他想起医生对于服药的嘱咐醒悟到自己做错了事，急忙硬着头皮再去找医生。医生见他病情严重，知道是服药过量所致，十分生气地说：“我早就料到你没弄清其中的道理！”连忙取了解毒药给他灌下去。这才转危为安。刘禹锡回到家中后，老老实实按医嘱服药，身体才逐渐复原。

刘禹锡的一生坚持改革社会的理想，蔑视和嘲笑那些攀龙附凤的权贵，而遭到权贵们的压抑和贬斥，导致一生坎坷，但他风骨凛然、志向远大，从未妥协与屈服。他不仅用行动，而且用文字的形式留下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后人敬佩与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