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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超:中国管理思想与智慧概说(节选自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
2016-01-20 5490

      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从现有文献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需要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涵盖了文化管理、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军事管理。具体的说:我们认为有以下这些方面:1)有关国家治理的理论、方法和具体主张。如《周礼》中,将“礼”作为规定和调整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准则,百家争鸣时期,儒家继承并主张的宗法和礼制,儒家极力维护西周以降的宗法制度,而墨家则坚决反对宗法制度,认为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源头;儒家推崇周公的宗法道德,而墨家则崇尚上古时代大禹的无私奉献。儒家和墨家在当时就有明显的分歧。随着争霸的现实需要,法家思想开始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又出现了儒法之争,儒家主张德治和礼制相结合,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强调以德治国;而法家则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主张严刑峻法,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而法家的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和商鞅等人都曾有过系统的思考和研究,有很多思想在当时付诸实践,对春秋战国时代800余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可以说是其建立之前各种国家管理思想斗争和实践的结果,所实行的社会管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措施影响了2000年的中国历史。2)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深刻而发达。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人才的选用方面,从世袭到尚贤是当时社会的一大历史性进步。孔子、荀子、商鞅和李斯等人提出了很多影响巨大的主张,如孔子主张任人唯贤,十分推崇贤才;荀子主张唯才是举,“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儒家认为“尚贤”比国家的法度更重要;法家虽然反对人治,但依然主张在法治的前提下崇贤尚智,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具体方法如唯才是用、礼贤下士和用人不疑等,大秦帝国一统天下,就最好地证明了法家的这些主张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和要求的。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突破门第限制,为社会下层提供了步入上流社会的通道,增强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孔子曾主张识别人才,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庄子提出了“九征”的识人之法,三国时代的刘劭更是在庄子的“九征”说的基础上,写出了《人物志》一书,提出了极其系统的人才考量方法,满足对人才测评全面考察的需要,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1937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J.K.施赖奥克(J.K.Shryock)将其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立即风靡西方世界,足见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重大价值。3)智谋与权术思想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残酷的争霸战争和社会竞相逐利的情势,促使一些士子突破传统的王道思想和礼制约束,探求拯救家国的方式方法,产生了很多享誉至今的著名战略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孙子、孙膑、韩非和鬼谷子都是那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和《鬼谷子》等著作至今仍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4)经济管理思想深刻而发达。管仲、范蠡、白圭和桑弘羊等人既是国家经济管理的栋梁之才,又是商场上的富商巨贾,很多理论和方法与现代经济管理相吻合。

    综上所述,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领先于时代的管理理论和思想,其中的很多内容,时至今日,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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