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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莹:领导人的个性品格
2016-01-20 10169


  “性格”来源于希腊语的“雕刻、铭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性格就是生活在人身上打下的烙印。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形成他的独特性格,但我们可以把管理者的性格分成以下四种模式:

  (1)活跃积极型。这种性格的管理者极为活跃,并乐此不疲,丝毫无不适之感。他们自尊心极强,比较会适应环境,看起来很重视高效率,也能灵活、适当地运用自己的风格。他们明白自己一段时间之内在朝比较明确的个人目标迈进,朝着他自己未来的形象在成长。这种人重视充分动用理智,用大脑来移动双脚。(2)活跃消极型。投入较多精力,而收获却很少。这种活跃带有强制性,好象是在补偿某事或因逃避焦虑而一头扎进工作堆里,他好象雄心勃勃、努力进取、权欲熏心。他对他周围的环境咄咄逼人,对此他时常感到难以控制。他的自我形象模糊不清,时断时续。生活就是一场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的艰难斗争。这场斗争由于至善主义的良心的谴责而时常受阻。

  (3)被动积极型。这种人心胸开阔,谦让顺从,不由自主,一生都在寻求对自己恭顺、合作,而不是固执己见的感情回报。这种人有助于磨平政治坚硬的棱角。但由于依赖性强,他们希望和欢乐又那么脆弱,常常会令人失望。

  (4)被动消极型。由于觉得自己无用,这种人往往自卑,而他们的工作态度则对此有所补偿。他们的性格倾向是借口强调一些抽象的原则以及程序的安排来从事务的纷争是非和变幻无常中脱身、逃避。

  性格是产生魅力的主要来源。

  知识素养法则

  在一部以独裁者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为背景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暴君巴蒂斯塔对雇佣军官说:“少校,只要你说出最喜欢的武器是什么,我马上给你弄来”。军官回答道:“才智”。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具有非凡的才智,而才智则又来源于个人的知识素养。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知识素养就更为重要,因为在实施领导行为的过程中,知识素养决定着哈佛经理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决定着行为方式。只有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哈佛经理才能具备或提高自己观察分析、断然决策、组织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知识素养是领导人才的成才基础。

  当今时代,瞬息万变,知识素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首先,这是一个知识急剧爆炸的时代,仅20世纪60-70年代10年间,人类的发明创造已超过了2000年的总和;其次,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大大缩短;第三,新兴学科大批涌现,知识的陈旧率大大加快,哈佛经理只有不断提高知识素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知识素养还包括知识结构的合理化。如果把知识比作营养的话,营养本身是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只有通过合理的营养结构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没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即使学识再深也无济于事,甚至是危险的。比如古罗马的皇帝尼禄,此人很有才学,甚至是个出色的诗人。但他却以荒淫无道而传名于世。在当今,一个领导人合理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即社会生活知识,政治理论知识,经济理论知识,管理专业知识和成才创建知识等等。

  一个人的知识素养往往可以通过他受教育的程度来加以衡量的。有人查阅了当今国际人物的有关资料,发现当今社会活动家,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社会等各界的领导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约占719%,中专占51%,中学25%,自学成才或学历不清楚者仅占24%。而且还发现往往职务越高,受教育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美国企业界,高级主管人员本世纪以来文化程度的变化是巨大的。1900年仅有283%的人拥有大学学历,68%的人拥有科学学位或工程学位。而到1964年,有大学学历者上升到743%,33%的人拥有科学学位。到了80年代,全美500家最大的公司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公司总经理都具有高级学位,其中包括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法学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等。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则不到3%。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罗斯福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中占88%,在约翰逊政府里则增加到了99%,则在这些人中,68%的人曾获高级学位,17%的是名符其实的硕士,11%的是名符其实的博士。据该学会报告,40%以上的最高联邦行政官员都在美国东部名牌大学或斯坦福、芝加哥、密执大学或加州伯克利分校受过教育。尤以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人为最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在逐渐增长。此外在美国军界,如今96%以上的军官都达到了大学文化程度,其中,90%以上的人获有学士学位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这与过去军人给人留下的一介武夫的形象是天差地别的。

  总之,时代召唤着具有高知识素养的哈佛经理。曾以《未来世界》、《第三次浪潮》两书而闻名全球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权力变移》一书中充分论述了知识对于权力的作用。他认为,将来高质量的权力来自于知识的应用,知识是用途最广的社会控制的根本来源。知识实际上是一切事务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变移的核心。他指出:“知识的控制,是明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类机构争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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