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曹景行老师旅行来到了丽江。或许是应证了一句纳西古话“贵人到，雪山笑。”原本曹老师到的那天阴雨绵绵，但晚上星星布满天空，这也预示着第二天的晴空万里。果不其然，28号的天空蓝得让人心惊（曹老师语）。那一整天，电视台闽文新老师陪同曹老师参观了东巴谷，去了甘海子，看了白水河，观赏了《印象雪山》，游览了束河古镇。一路上，他常常被一些游客认出来，并且总要与他合影，曹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随人家拍来拍去，这和我初次见到他的感觉一样，平易近人、温和。借着曹老师拜访宣科先生的间隙，我们有幸采访了过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曹老师。

       1．  我们知道，您在10多岁的时候碰上文革并且和不少知青到安徽农场里插队落户。您觉得当年文革插队落户的经历对您之后的工作选择有些什么影响？在您40岁时，为什么选择了香港作为新的起点，而不是留在北京或者上海这些内陆的大城市发展呢？在您五十一岁时，又选择了电视行业，这是一种偶然，还是您刻意地追求？

        算起来应该是12年。 这十来年，是我们人生中最年轻最有激情的一个时期，是青春的十年。 这期间的那一代人都很辛苦，有的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它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也是一个让人成长的过程。有了这十年，才有了我以后的几十年。所以，如果要说到意义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

        在我40岁的时候去香港，纯属偶然。一方面，那时刚好有机会到香港；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而我当时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方向是世界经济，也研究国际关系，但是大陆的资讯传播相对比较落后，而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正好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我也希望能借助更好的发展平台来挑战自己。

        而50岁以后选择了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机会。那时凤凰才成立两年左右，因为各个电视台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凤凰就考虑从综合娱乐性节目转向至新闻性节目。而我当时进去也只是做幕后策划、选题等工作，那个时候凤凰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对各方面的探索有很灵活的机制需要一些新的节目，当时台里只有几个人，所以等于是凤凰把我推到镜头前面，并非我自己刻意地追求，并不是我想做就能做的。当然了，这跟以前插队时候以及在上海做研究工作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2．  您被称为中国评论导师，而《时事开讲》栏目更是以您对时事深刻独到的见解而受到大家的喜爱，您自己对这个称谓的感受如何？您的这些见解如何得来呢？

        这个讲法本身如果从事实情况来讲，的确是这样。因为中国当时做电视的人，包括新闻都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电视上只能用传统的视觉效果来表现，而用口头语言做评论的可以说没有或者是尝试了但没有坚持下去的。而凤凰开出这样一个常规节目而且应该说成功了。从99年我们做常规的电视新闻评论一直到今天，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越做越大，其它电视台也开始出现这样的尝试，应该说也是从凤凰开始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当时正好我们有可能去做这个节目，而且当时在凤凰刚好觉得我比较适合来做这个评论，所以就做了。

        对于评论的独到性，也不一定很独到。因为我们的观点是综合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然也要加入自己的判断和分析，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才有可能接受，并且长时间对节目如此关注。但最重要的第一个还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新闻有它自己的规律，我们对重大新闻事件抓住、不回避。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看法都是很主观的，但是我们的评论要基于客观事实，我们不应该对客观事实进行歪曲，不能违背新闻的规律；第二就是观众，观众对哪些题材感兴趣，你怎么表述，怎样的方式能让观众容易理解，观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重点。作为一个新闻媒体，如果观众要抛弃你，真的很简单，他只要按一下遥控器就可以做到。

        3．  在您的博客里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或许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会何去何从，那就让我们过好今天，过好属于自己“有意思的”日子吧。您对这个“有意思的”日子是如何理解呢？

        有意思的日子，其实可以很简单。也许我今天做出了一些实在的事情，有了些许收获，或者没有收获但我做了些事儿，在做事的过程中，可能一些细微的地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比如以前在农村，我认认真真地种地，虽然很辛苦，我会觉得有意思；或是种完地，我又看了一点书，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像今天和宣科老师聊天儿，我就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今天就过得有意思。

         4．  我们知道您是非常爱看书的，那么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工作这么忙，想看书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不止是现在，在我刚去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看书的时间被压缩了很多。时间虽然少了，但是总会找空看，比如在飞机上，还有等人的这段时间，我都会看。我看的书一般有两类，一类是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可以看的；一类就是比较专业的书籍，比如我现在在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书，所以我就得看点这方面的。我要做评论类的节目，这方面的书籍也要看。

        5．  听说您“喜欢干没干过的事”，目前您还有哪些事儿想做但还没做的呢？

（笑）今天和宣科老师讲的好多事情都是我想干的。现代社会，尤其近十几年的变化很大，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互联网的出现，对我们做传统电视媒体的来说就会觉得在点压力，如果互联网方面我们有些是可以做的话，那我也愿意去尝试。我做了电视之后，我觉得还可以教书，比如去清华教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觉得只要是自己能做的，有机会的话我就想试一下。但能做的事情实在很多。像宣科老师今年是80岁了，比我大20岁，实际20年很快就过去。如果在这20年里有机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能够做出一些事情来，也就是我说的有意思的过日子吧，这样的人生会比较有意义。

        6．  您做了8年的平面媒体，在凤凰做了近10年的新闻，现在您又在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您现在已经61岁了，您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呢？

        其实目前已经考虑慢慢地退了，现在教书也是为了过渡到退休，能够自由支配时间，不以打工的方式工作。因为之前在香港，不管是做杂志，还是在凤凰做节目，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工作压倒了生活，时间不由自己支配。希望现在和以后能够轻松一点。

         7．  您是第一次来丽江吗？能谈谈您对丽江的感受吗？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丽江了。前一次是来丽江开会，那时2003年SARS刚刚过去。除了开会之外，早晚的时间我基本都在丽江的街上，我喜欢拍照，到这里看看，那里拍拍。那时发现原来中国还有生活如此休闲的地方，一个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不过那个时候丽江还处于开发阶段，没有现在热闹，似乎还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目标。

         我这次来主要是旅游，而且去了束河古镇。现在待在束河和我上次到丽江的感觉差不多，现在的丽江商业味道有点浓了。实际上，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避免它趋于单一和统一化，这就需要很好的规划，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作为一个游客，这次我对丽江有了更深入地了解。除了天气给自己的惊喜（来的当天在下雨，第二天就放晴了）之外，还有一个让自己觉得震撼的地方就是去了玉龙雪山，看了张艺谋、王朝歌和樊跃三个人策划、导演的《印象·丽江》——雪山篇。演员们那种原始的表演方式、表演的环境以及观众如此之多实在让自己感到震撼。最后拜访宣科先生，在和他的交谈过程中，让我发现一个年近80的神奇人物不平凡的一生，知识如此丰富、谈吐如此幽默、记忆力如此之强，可以说中国近100年来的变化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这些都是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


 《玉龙山》杂志编辑：四方  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