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实:苗实:与林毅夫一说中国经济

关键词:[经济学家] 浏览:623 发布日期:2016-01-20 网页收藏

  • 1995年9月25日~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九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会强调,实现“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我苗实看来,两个根本性转变既触及了改革的灵魂,又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更内含了改革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大政方针。可以说,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成绩是喜人的。但是,着眼未来,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无论从效率出发,还是从公平出发,当下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很不完善,处于带病运转的畸形状态。所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务相当艰巨,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骄傲自满,力争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落到实处,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进一步讲,目前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格局的形成,就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有力延伸和重大突破,目的是在两个根本性转变提出二十年并已有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出现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把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构想继续付诸实践推向又一个新的高峰。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撰文指出,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经济体制的破旧立新和彻底转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子,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重视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上述七条,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原因。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联系社会主义各国的情况,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如果举措不当,路子不对,迷失方向,就会变成改向;只有既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子,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对于经济体制的破旧立新和彻底转型,进行了如下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商品经济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未来社会在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社会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商品和货币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个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长期的影响,各国普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且只有指令性计划,没有指导性计划,经济缺乏弹性和活力。后来实践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普遍发展不快和弊端很多?为什么二战后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展较快而且具有活力?为什么在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学者中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认识最早和最透彻的当属邓小平。他从1979年开始就多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市场经济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是中性的,“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通过他的一系列论述,人们已不再把商品经济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和社会主义的异已物。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前者排斥市场,后者排斥计划,而在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计划还是市场。我国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根本变革,是经济体制的破旧立新和彻底转型。我国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在资源配置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最根本原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文化体制进行改革,以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总起来说,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林毅夫先生近期在《中国经济奇迹有没有一般意义?》一文中讲,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6年取得的成绩,为什么我们转型过程中发展这么好,其他国家为什么那么差。以及我们现在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中国发展和改革有没有一般意义?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开始推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共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当然到2020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是第三个。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日本,加上亚洲四小龙,另外还有西欧国家的8个国家。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跟中国一样,它们的老百姓都是希望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但是绝大多数一直现在是低收入群体,或者是中等收入群体,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基本没变。现在全世界85%的人口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没有可能像中国一样在过去36年那种高速增长。如果像我前面理论分析,那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可能像中国这些维持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高速的增长,但是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首先必须按照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产业才会有竞争力。其次是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来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会不断的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当然,任何发展中国家一定原来有很多政府的错误,干预市场所形成的各种扭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经验,也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的价值。因为当你有很多扭曲的情况下,你必然形成了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给他保护补贴是他生存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也提供了参考。也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要知道你要建立有效的市场。但是政府还是必须发挥纽带的作用,维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并且给比较符合优势的产业的进步,对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任何发展中国家他都应该有像中国那样高速的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在我《解读中国经济学》这本书里面进行了探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意义,是在另外一本书《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进行的探讨。总的来讲中国人的崛起,我们不仅需要自己富强起来,保护自己。我们也希望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像中国那样的高速发展起来,或者跟我们一样的,越来越成熟。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前年的博鳌论坛上面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希望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验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的格局,也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现在的想要的国家富强。
           我苗实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层面和两个战略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值得一提。两个层面是什么?即一般层面和具体层面,一般层面就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具体层面就是产权清晰,价格放开和宏观管理。那么,两个战略是什么?即一是渐进战略,二是混合战略。对于两个根本性转变,前文已有分析,不再赘述。产权清晰,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前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者走的是政企分开的路子;价格放开,就是商品的价格交给市场,让供求决定;宏观管理,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落实,还有初级的法治秩序的确立。可以说,产权清晰和价格放开,就是引进市场机制的两大关键点,而且,这两个口子一开,计划经济土崩瓦解,市场活了,激励也到位了,体制外大量的生产者出现了,广大群众的消费随之也起来了。与此同时,专业化和分工的网络也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发达了。当然,有了市场,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宏观管理。毕竟,市场有扭曲,市场有失灵,市场有波动。另外,两个战略同样不可或缺。渐进战略,就是先分解,根据先易后难,一步一步去完成,而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农村的利益格局比较容易松动,在改革初期就有了“一包就灵”。后来,面对国企亏损的窘态,实行了“抓大放小”。混合战略,就是在存量不动的前提下,引入改革增量。譬如,土地问题上,就是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质上是政府与农民共同所有,尽管力量有强弱之分。国企问题,就是名义上全民所有,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管理层所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企业管理层就更宽泛一点,包括职工在内。试问,下一步改革怎么办?本质上讲,无论是产权清晰,价格放开,还是宏观管理,都只走了一小半路,还有一大半路没有走完。譬如,土地和国企的产权究竟如何科学划分,要素市场的价格问题究竟如何放开,以及宏观管理的人治究竟如何向法治转换,等等。也就是说,无论从效率出发,还是从公平出发,当下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很不完善,一直处于带病运转的畸形状态。大家极有可能已经明白,分析到这里,林毅夫先生所谓的一般意义就很难站得住脚了。也就是说,在这种“一直处于带病运转的畸形状态”的情况下,林毅夫先生据此发展模式提炼出的所谓新理论,即新结构经济学,就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具有指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意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而且,只有在未来改革中,对症下药,妙手回春,才能消除畸形状态,回归正常状态,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也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据我推测,林毅夫先生在“存在即合理”的思想支配下,肯定不会承认我苗实所提出的“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带病运转的畸形状态”这一认定。更进一步讲,带病运转与巨大成就并不矛盾。而且,如果药到病除,取得的成就还会更巨大。对此,我苗实审慎乐观,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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