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其实大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儒释道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以释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华文化圈范围外众多外来文化中离中华最近，接触最早的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地球也如同一个小村落，更多优秀的文化呈现在世人前，取长以补短，万物以冲和，方为中华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气。道根儒茎佛叶花，三教本来是一家。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直到元明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初期，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得以在中华大地渗透普及。这期间，相距了数百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弘明集·道安传》里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四百余年才开始真正被中国人接受，  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当时华夏在文化上极为自信，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一般说来在这时期扬释教抑儒道的风气相当浓烈。

活跃于南北朝的宗炳妄称佛典宣说的思想无论较儒家的《五经》 ， 还是道家的《老子 》、《庄子》，都更为精妙。其捏造《明佛论》更妄言：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 》、《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

这是说佛经不但涵摄儒书、道典的优点，而且还远较二家更为殊胜。正是居于此，魏晋南北朝的崇佛者吹捧称释迦牟尼为 “众圣之王， 四圣之首” 、 为“大圣” 。这种独崇佛教、 贬抑儒、道的态度在梁武帝身上达到顶峰，梁武帝遵从释教，执意拜志公和尚为师，将江山丢舍，后来国破饿死于台城。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 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道二教都斥为邪教，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虽然佛教很早就传入，然只在极少数信奉者范围内流传。这样前后经历了约五百余年的时间。在各种因缘的配合下，渐次坐大，各类佛学思潮不断涌现。迨至隋唐时代，已进入实质性的综合创新时期，佛教佛学，一并繁荣。不独在所有外来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与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人数亦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乃有问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资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张将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后面。三论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认为儒、道二教皆为“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这无异于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当然，道教人士亦针锋相对，斥责佛徒修性不修命，只能修成"鬼仙"，道教高人所著《夷夏论》、《三破论》、《十异九迷论》、《老子化胡经》、《混元圣纪》对佛教徒进行驳斥。至于唐代撰写《广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归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吹捧：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唯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故夸门学日盈，无国不仰其风；教义聿修，有识皆参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为尊。

这种昂扬的自信源于印度文化自信心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印度佛教也非常重视人才素质的培养，之后是各大宗派的相继崛起，隋代的天台宗、唐初的三论宗、法相宗、则天武后时的华严宗、开元年间的密教、唐末的禅宗等，大部头的佛学专著也不断问世。

虽然，此一时期僧尼的人数并不很多，终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但因为部分僧尼能言善辩，其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连唐太宗也不敢漠视，尽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 但也不得不承认佛教潜在势力的雄厚，如在贞观11年(637)的一则诏书中说：

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国。……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光，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滋累代。

此种说法决不是一般的虚拟之词，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以隋代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这些数据虽有夸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兴佛功行已不难想见。同时，佛教义学的研究也相当繁荣。隋末唐初的战争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损，但佛教的根基并未动摇，唐太宗的感叹不是空穴来风。至于间里民众的虔诚信仰，更是佛教流风不堕的社会基础。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材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

至于“风靡于朝廷”的见证，也同样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实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书请除去佛教，当其疏交付群臣详议时，臣子嫔妃多袒护佛教，支持傅奕的，不过太仆卿张道源一人。连太子李建成，都为佛教说情，可见佛教在朝廷中的影响程度。但是，自古帝王明君都是崇尚无为而治，对道教却情有独钟。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对朝廷“道先佛后”的政策提出异议，从而引发道、佛两教之间政治上的“排座次”之争。虽佛教屡遭失败，却也说明佛教既然已从原先依附于儒、道二教的阴影中走出，转变为与道教的矛盾，其势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于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与此同时，佛教还处处主张与道教划清界线，此与魏晋时期高僧多以老庄诠释佛教，比如僧肇著论，即盛引老庄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道、释二教的门户之见，虽初起于道安时代，如名士习凿齿《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中说：“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意指道安(312--385)视道家不过是“方中驰骋”而已，没有印度佛家的境界高远。但当时并未出现相互诋毁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相互取资，亦复不少。隋唐以降，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其进击性日趋强烈。因此，急于与道教分河饮水，为坐上三教领袖地位而扫除障碍。所以能在佛学领域里开出一片新天地来。 而道教则没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渐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视、奚落，以至于让当时的世人产生了看佛书，以后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经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