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迈克•杰拉奇）

       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建立、新丝绸之路的推进、一带一路的倡导、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加入、北京申办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主席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活动（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共进晚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在杭州主持G20峰会）、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对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积极参与，还有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众多重要并购活动，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外向型活动？2016年也将如此吗？是的，而且中国会愈发活跃。

　　猴年对中国而言是极富挑战性的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基于投资而鲜源于国内消费。现如今，该模式的代价摆在了人们的眼前。2016年中国需要实现众多互相矛盾的目标：如何保障GDP增长，但又同时平衡经济向国内消费靠拢？如何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又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何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既能享有与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又不剥夺他们那唯一稳定的收入保障（尽管可能很微薄）——土地？如何在应对不断增长的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的同时进行改革，又不触及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农民土地？如何在既不开发新建设土地（供应约束），又在没有很强的住房及商业建筑的需求（需求约束）下支撑房地产产业？如何避免银行体系中的危机——它可能面临由于缺乏妥善评估而导致的不良贷款问题。最后，经过一年多的降息，即便是货币政策也已是强弩之末，又该如何持续刺激经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着实有不少事要费心。这些问题都息息相关，正如电影《云图》一样。促使农民决定是否背井离乡前往城市生活的每公斤米价也同样将影响央行办公室里的经济学家们，他们以此为一个参考依据来决定利率以及人民币的币值。

　　众所周知，这些互相冲突的选择从来都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新奇。新的问题反而在于GDP的增速不再是10%，而是6%或更低。这就很是问题了。

　　过去，这些自相矛盾的目标一直是以将大部分财富分给企业部门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因此，当在过去GDP的增速一直保持在所谓的15%左右时，人民的工资增幅却仅有7%-9%。这个数值虽然较它应有的值低，但却足以让百姓心满意足，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也真真切切地改善了不少。现如今，GDP的增速徘徊在6%，甚至可能更低，可操作空间就十分捉襟见肘了。

　　因此，政策制定者有三个选择：1.置百姓的利益不顾，继续施行老一套办法，将大部分国家财富分配给企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会超过3%-5%。果真如此的话，普通百姓将切身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企业部门会继续把国家巨大的财富创收纳入囊中；2. 真正重新分配财富，增加GDP中人民收入的比重。那时，人均收入的增速会超过GDP的增速并像以往那样保持在7%-9%的范围内，人们便不会对经济活动的衰退有任何“察觉”。换言之，此次经济危机会由企业部门而非老百姓承担。这种情况，虽然百姓很是喜闻乐见，但却很难推行，因为企业部门需要被“说服”放弃一些利润；3.第三个选择是把政府的宣传重点从经济和GDP转移到“新”目标上。如果能说服老百姓人生在世活得有滋有味比有钱更有意义，人们大概更能接受人均收入增幅降低的事实吧。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新“目标”：中国的国际化可谓文章开头提到的所有活动的共性，它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不良的经济表现“转移”到中国可借此在国际舞台上更具影响力这一更爱国的目标上。■

　　作者为全球政策研究所主任，浙江大学高级研究员与金融兼职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金融助理教授  本文翻译牛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