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迈克•杰拉奇）

      作为一名前投资银行家，我一直跟以前的同事和客户保持联系。他们总喜欢问我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我经常这样回答他们：“如果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实际它并不是，那么其稳定性会面临十分严峻的问题”，我随即又补充道：“但是，由于中国仍属于计划经济体，这类的经济泡沫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迸裂，而只会慢慢紧缩，不会引发什么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我经常提醒他们朱镕基领导的银行结构重组计划——如果在那时中国已然成为了市场经济体，那么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并且纽约那些坐在彭博终端机前的普通金融分析师会忍不住卖空所有金融业的股票（他们很可能这么做，而那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股票市场，遑论卖空银行股），接着中国政府会介入，除掉“有毒债务”并为中国工商银行成为世界最大银行铺平道路——多么成功的故事。

　　多年来，人们一直担心众多“熊市”会崩盘并引起社会动荡。这类结论有时是基于经济指标。这样的指标如果出现在发达国家确实是危机来临前的信号。这类指标包括高债务/GDP占比（在中国，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此种占比约为300%）、低采购经理指数(PMI)、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可被解读为中国政府的确为国家的经济状态担忧）、靠投资驱动的GDP增长（这意味着消费在GDP的比重降低）以及很多其它因素，至还包括所谓的“新常态”——未来更低的增长速度——但这仍能使GDP和个人收入在2010至2020年内实现翻一番。这样的经济翻番暗示了余下五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6.5%左右。这容易理解：未来两年里将略低于7%，在剩下的三年里将维持在6%左右甚至5.5%。

　　也有一些关于众多“鬼城”的趣闻：整片区域和小城镇空空荡荡，电器城里的商品整天躺在那里，无人问津；50多层高的摩天大厦只有几层成功租出；高速公路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没有行人、车辆的踪影。这些都是真的，我亲眼所见。这些是值得玩味的案例研究，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的看法比那些身处国外的经济学家具有更多一层价值。然而，我们千万不可武断地看待这类现象，并推定全国都是这种情况。这类趣闻有它的价值，能让我们深思熟虑、建立分析性的分析过程、运用三角交叉检视法检视数据、验证假设以及鼓励创新，但它们无法取代官方数据。即使用颇有名气的能源指标，它用能量消耗来反映经济活动情况以取代GDP，也需要在具体案例中进行解读，特别是在一个由制造业为主向为服务业转型的经济体里面。因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的能源效率更高。

　　对于众多此类会让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多少有些不看好的趣闻，我们常常还有“其他的视角”，一种积极得多的解读，即阴阳平衡。在中国，没什么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不是一概而论的。空荡荡的商场可以理解为人们改变了消费行为，从实体店购物变为网上购物，从而造就了阿里巴巴的成功。这些不幸的空商场转而变成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的希望。较低的交通系统使用率只不过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来修路造楼吧，即便建造得有些过多了，趁现在手上还有钱，回头再来操心怎么填满它们。公路、高楼、各类建筑物，将来我们总归会需要它们的。”于是就产生了那些很可能永远不会被投入使用或无谓地抬升债务水平的投资浪费。但是即便是对于这些投资浪费，我们也可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解读它们，将其视为通往盛世这个康庄大道上的“附加伤害”。这样快速且密集的发展势必会留下一些低效、无效事例，它一个必要的恶魔。

　　最后，人们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持有怀疑。在这点上，我们同样需要思虑再三，不要把我们听到的趣闻当成客观分析。由于我并没有10万员工四处在中国收集数据以及采访市民，我们只能——不论你喜不喜欢——将官方数据视为真实、准确的，即使是某种程度上的。

　　大家都公认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放缓（7%、5%或更低，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增速应该不会引起恐慌性或戏剧性变化。即便是一个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能创造投资机会。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中国这头雄狮经历的经济增长效益基本都落入企业部门的口袋，而个人收入的确也有所增长，但并不如GDP快。这就导致了目前的局面，由于居民工资占总GDP的比例很低导致消费率低。而我们能从这里发现积极的一面：正因为消费率低，它仍有增长的空间，即便在当下GDP增长放缓的局面下。即便GDP没有增长，人们的工资和消费也能增长。正如过去的三十年里消费率的增长要低于GDP一样，它同样可以在未来增长得更快。这就是经济再平衡的挑战，挑战里总有输赢，阴阳平衡也体现其中：高GDP并不一定意味着好事，正如一个较低的经济增速并不总是坏事一样。一些经济部门会面临困难而另一些则能从中获利。也许，企业部门的收益会下降，而消费却会上升。也许人们会看到更少的钢筋水泥，更多的日用消费品。对于西方的投资者和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预测这个再平衡的速度和程度，以加入赢家的行列。■

　　作者为全球政策研究所主任，浙江大学高级研究员与金融兼职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金融助理教授，本文翻译牛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