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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程:周其仁:《“新型政商关系报告”——给企业家的七点建议》【资本运营、投融资专家讲师冯鹏程教授】

关键词:[【资本运营、投融资专家讲师冯鹏程教授】] 浏览:1551 发布日期:2016-07-10 网页收藏

  • 【推荐语】改革开放 30 余年,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以知识创新为驱动的产业份额日趋显著,现代产权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 企业家群体逐步完成新老交替,职业经理人文化也日趋普及。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市场、产业和经营环境下,中国已朝现代商业文明迈进, 中国政商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不管未来反腐的力度如

    何变化,中国也不会再回到过去政商关系的旧模式之中。因此,企业 须要及时洞悉与适应这一变化,对政商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转型升 级”。




     

     

     

     

     

     

     

     

     

     

     

     











    我们通过一手资料和官方数据,从众多企业案例中寻找经验与对 策,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政商关系提供七点建议:


    01

    理解底线:企业家要有“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 超出了社会容忍度。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发展。



    02

    坚守“复利最优”策略:企业家要勇于放弃眼前需要通过权力 寻租获得的短期利益,转为追求长远利益,通过复利积累的方式,赢 得企业和个人的最大收益。



    03

    专注发展核心竞争力:做人要成为能扛活儿的人,做企业要成 为业绩好的企业,这样的人或者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回避不健 康的政商关系,坏事不易找上门,此谓“辟邪”。






    04

    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政商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是制度化与 规范化,个人因素将会逐渐减弱,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交往将取而代之。



    05

    识别政府的政绩需求:企业与政府可以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发 展,而这种合力也受政府官员的欢迎。






    06

    发展行业组织,形成行业影响力,与政府和公众公开沟通。



    07

    走出去:摆脱旧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环境,到更规范的地方求发展。


    政商关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而构建主动的、合 法的、阳光的政商关系,应成为企业的长远竞争策略。在政商关系的 转型期,企业家一时的选择,将会深远地影响企业的未来。


    在发布会上,周其仁就新型政商关系的讨论做了点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主要内容:


    我想说说这个课题得到了什么结果。


    关于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你要学经济学这门学科,首先要相信人是可以做选择的。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给定的,自己不必做选择。经验证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是可以选择的。


    企业家是找一个人罩着,为你开绿灯,处处提供方便,还是宁愿吃一点亏,慢慢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在每个瞬间都可以做的选择。


    企业家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更多的是持久努力的结果——行业对,战略对,产品代表未来的市场需要,或者是满足了官员政绩观中比较正面的因素,这都是积累得来的。


    一个人如果总靠别人罩着,他的本事就不大。什么样的人有本事?往往是那些不太受待见的人,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他不容易得到。


    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要判断机会。但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优秀的企业、活得长久的企业对危险有警觉。


    危险很难定义,也是模糊的。在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但这里包含着危险。企业家如果对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了解,就会知道送钱这些行为都是长久不了的。

    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它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的权力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条件,总会要做。


    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内部管理。比如有企业家拿两千万现金给官员用于铺路,一个电话过来就把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上,甚至连对方车牌号都没看清楚。送钱的是老板手下的人,他们会对你的企业持什么样的看法?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员工都会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如果人心不正,风气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企业家做选择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有人说没有现在,就没有长远,我也同意。所以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考虑好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企业家的底线,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跟社会流行的底线之间,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高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底线。底线太高也不行,曲高和寡;底线如果跟社会流行的底线相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底线有一个判断。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周围的人都这么干,你也干,事情落到你头上就是概率问题了。


    报告提到企业要选择走出去,意思是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可以在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可以去,哪些城市不去,是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能走顺。所以要审时度势,考虑在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


    我80年代时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当地的老乡们就可能把你吃垮了——“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也要帮助我们”,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你跟谁能把脸拉下来?算来算去发现迁走更划算,但选在哪里很重要。


    《报告》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那个问题太大了,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怎么能够把这一页翻过去。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已经出现的这些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他们不但牵涉到企业家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形势有变化有反复,企业家们也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报告》带给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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