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曹景行:我这一家人的抗战

关键词:[经济学家] 浏览:3871 发布日期:2016-01-20 网页收藏

  • “我一直觉得,同许许多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曹家过去100多年的命运,正是国运起伏的折射和缩影,父亲和叔叔那一代尤其如此。” 曹景行说。


    作为华人世界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曹景行今年给自己安排的首要工作,是和上海纪实频道合作拍摄抗战七十周年纪念专题片——“行走战场”。从南京、台儿庄到武汉、重庆、长沙,从中国远征军战斗过的云南腾冲,到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过的黑龙江哈尔滨,最后回到见证淞沪血战的上海“四行仓库”,他将在5月—7月间横跨大半个中国,寻访中国的抗战往事。


    对于出生在1947年的曹景行而言,这场战争是与家族历史息息相关的鲜活记忆。他的父亲是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1900—1972),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曾采访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东南战场。他的母亲也曾在战地报道,他的哥哥姐姐都在战地出生,他的叔叔是首批开上史迪威公路的汽车运输军团团长,他的堂哥曾是中国远征军汽车兵,他的姑父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国军参谋长……


    “父亲和宗舒侨先生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我小时候就当连环画来翻。”曹景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他背着大包小包,满满当当地装着父亲曹聚仁的抗战作品、回忆录,叔叔曹艺的文集,以及姑父金式的六本战争著作手稿。“我最近在搜集资料,”曹景行说,家中老人在世时对于参战经历不愿多谈,然而和千千万万浴血奋战过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故事应该被今人了解。


    7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那场战争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我一直觉得,同许许多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曹家过去100多年的命运,正是国运起伏的折射和缩影,父亲和叔叔那一代尤其如此。” 曹景行说。


    资深媒体人曹景行(左一)。图为曹景行在抗战70周年纪念专题片“行走战场”的拍摄现场。


    “抗战是全家人的抗战”


    曹景行的父母都在抗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叔叔、姑父、堂兄都是军人,姐姐曹雷、曹霆,哥哥曹景仲都出生在战争期间,二姐曹霆不幸夭折在战乱中——所以他说:“抗战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抗战。”


    曹景行的母亲邓珂云1916年出生在上海,高中就读于上海市立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1934年秋,曹聚仁到务本女中当国文教师时二人相识,四年后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结为伉俪。


    “他们结婚后就携手去了鲁南作战地采访。”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曹聚仁为中央通讯社发消息,邓珂云为《立报》写报道,3月下旬他们到徐州,又共同见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曹聚仁是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后又综合各方面消息撰写了长篇报道《台儿庄巡礼记》,各大报纸纷纷刊载,举国上下为之振奋。


    曹景行:我这一家人的抗战


    抗战时曹聚仁夫妇联骑采访


    “但后来我妈妈就生了很重的伤寒,退回洛阳、上海养病,不久又到浙江,和我父亲会合后去了江西。”曹景行说:“1940年我母亲就要生我姐姐了,便定居在赣南。父亲应蒋经国之邀在当地主持《正气日报》的编务,母亲帮忙编副刊。直到赣南丢了,他们才逃到乐平、上饶一带。二姐就是在逃难到乐平乡下时,死于传染病虎列拉。”


    在曹景行的印象中,母亲对于这段日子的回忆,就是没完没了的轰炸和逃难,姐姐曹雷也还记得幼时逃警报的事。


    “除了战场上的亲人,在大后方读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舅舅、舅妈,留在上海的外祖母、阿姨,生活都很不好过。”曹景行的外公邓志强是怡和洋行的打字员,曹聚仁夫妇临走时把资料存放在洋行办公室,以为能够保全。没想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洋行,资料尽毁。曹景行说:“好多封鲁迅写给我父亲的信就被丢进了怡和洋行的抽水马桶,冲走了。这就是亡国奴的生活。”


    曹景行:我这一家人的抗战


    抗战时期曹聚仁家的全家福:曹聚仁夫妇和女儿曹雷、曹霆。


    曹景行的祖父曹梦歧在老家浙江兰溪蒋畈村创办了新式学校,抗战爆发后,身为农民的祖母、伯伯都留在了乡下。“1944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把我们家,包括我们家办的学校都烧了。我爸爸曾写道,我祖母躲到山上,看着山下的一切全被烧光了,只能跳脚。” 曹景行说。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赶回上海采访日军投降式,邓珂云则乘着农民运送萝卜的小船,从江西鄱阳湖一路漂回上海。“带着两个孩子,身无长物,什么都没有,只好先寄居在外婆家里。”曹景行感慨的是,不论什么身份、何种角色,所有人都经历了至少8年的颠沛流离。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只是曹家,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经历着这样的聚散离合。


    父亲曹聚仁:从淞沪抗战开始,走上战地记者之路


    曹景行在桌上摊开一本1947年版的《中国抗战画史》,指着封底“天津市行政学院干部学校图书馆”的印章告诉记者:“这是我在复旦历史系的同学左宝祥捡来的。1990年代有些图书馆关闭、合并,一些藏书就流出来了。”


    这部与他同龄的《中国抗战画史》由曹聚仁和摄影记者舒宗侨合作完成,全书40万字,1200张照片,600幅地图,是珍贵的抗战资料。然而在“文革”期间,曹景行家里的书被抄、被毁,没有留下原版。


    “父亲原本在大学教书,写文章办杂志,研究国学,也以史家自居。抗战爆发后他带笔从戎,后来成为中央社特派记者。”曹景行说,父亲的战地记者生涯是从淞沪抗战开始的。“他和孙元良的部队一起在四行仓库里经历了四十多天的坚守与激战,发回的战讯被各国通讯社引用,因为只有他在仓库里。随军撤出后,他又辗转台儿庄、江西、浙江……写下许多报道。”


    曹景行觉得,父亲的采访和其他记者不太一样。“他既是有着少将级军衔的军人,又带着历史学者的眼光。这八年里,不论打到什么地方,他首先是从史学的角度看待战争,有积累资料的意识。他还跟我军中的叔叔(曹艺)说,你也要积累资料。他保存了不少作战地图,还有些八路军的资料是叔叔交给我父亲的。”此外,曹聚仁还有计划地搜集敌军文件、日记、俘虏口供等,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了《中国抗战画史》的素材和基础。


    1945年抗战结束后,曹聚仁回上海继续编报、教书,而抗战时期在重庆主编《联合画报》的舒宗侨此时也到上海搜集日本人留下的图片资料,二人一拍即合,完成了这部图文并茂的抗战记录。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第一版面市,很快售罄,一个月后便加印重版。


    曹景行说,幼时他把这本书翻得烂熟,图片了如指掌,文字却是长大后才细读。他认为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在最后引用的蒋百里的一句话里:“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


    “就是坚持抵抗,打出国际社会的认可,打出中国抗战的世界地位。”曹景行说。


    “这本书曾多次再版,在美国以及港台还有盗版,我们为此打过官司。”曹景行向记者介绍,“1988年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过这本书的图片资料,可惜现在很难再看到。2011年,我主持崔永元做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第二个系列的发布会,《中国抗战画史》刚在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重印,当时向在场的抗战老兵赠送了这本书。这一版本有图片,但图片质量也不好。今年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东方出版中心出了一个文字版,定名为《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除“画史”之外,曹聚仁还写过大量关于抗战的作品,包括《大江南北》、《采访本记》、《采访外记》等。曹景行认为,父亲对抗战的切身体会、身为学者的眼光学识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底,都使得这些叙述更有价值。例如,他曾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写过《从四行仓库谈起》,解构战争中为了鼓舞士气构建出来的神话——“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四百人,冒死送国旗的杨惠敏并非从苏州河游到对岸冲入前门、而是从杂货铺后壁爬进仓库,并直言当年“许多悲壮的场面,我是不便直接报道出来的”。


    “父亲经历过战争,有把握来写。”曹景行说。


    叔叔曹艺:“驼峰顶上翻出去,野人山下转回来”


    曹艺(1909—2000),原名曹聚义,笔名李儵、胡铭等。18岁就读南京中央军校炮科(黄埔六期),在军校中成立中共地下组织,由瞿秋白直接领导。后因身份暴露赴日避难,之后潜归上海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开始从事写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艺北上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后援会工作,后加入东北抗联马占山部队,1934年加入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二团。


    1937年10—11月,在中日双方相持20多天的忻口战役中,28岁的曹艺作为汽车连连长率部上前线,并圆满完成战斗任务。在撤退途中,车队突然遭遇日机扫射,曹艺在观察敌机、指挥车队时不幸中弹。他身穿的厚毛大衣上留下11处弹痕,却只伤着了左耳和左臂,与死神擦身而过。这件血衣曹艺一直珍藏着,纪念自己九死一生的抗战经历,但最终毁于“文革”时期。


    1942年12月,曹艺率部“飞越驼峰”,远征印缅抗日,任驻印军辎重汽车第六团团长,后被史迪威将军亲荐晋阶少将军衔。1945年1月,抗战生命线———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通车,曹艺亲率车队把堆积在印缅的45000吨援华物资运往国内抗日战场。曹景行说,叔叔戎马倥偬大半生,他最引以为豪、晚年最常提起的,就是“开汽车,开到滇缅公路”。“驼峰顶上翻出去,野人山下转回来”,正是这段岁月的写照。


    1942年夏,日军占缅南、缅中和滇西,中国远征军败归云南,英帝国三军退守印度,失败主义的乌云正笼罩盟军上空。彼时曹艺率领我国一个汽车兵团,在中印缅未定界内一个号称“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带,开山筑路做运输。罗斯福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印度组建中国驻印军,为冲破日军封锁,力主从旷古无人烟的区域开辟出一条公路,把援华物资送到昆明。1945年1月,公路完工,与滇缅公路衔接,直达昆明。


    “说起中印公路,我是从勘察、修筑那天起,到编成第一列车队走这条公路直上昆明,都是亲与其事的。”曹艺在晚年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月27日,从滇西打出来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和从缅北打回国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出国3年了的我这个汽车兵团,编了一个车队,于举行会师典礼的当天,直向昆明进发。久离祖国的游子,忽然征轮滚滚,奔驰于父母之邦的土地上,这时的心境,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曹艺,《漫话史迪威将军》,《民国春秋》,1991年)


    史迪威公路打通,率第一次车队返国境之辎六团团长曹艺与美军联络官(1945年1月),原载1947年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第388页。


    值得一提的是,修筑中印公路、滇缅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运输司机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和暨南大学的华侨学生。“我父亲曾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他的好些学生后来都去了滇缅战场。另外,暨大的体育系很好,很多运动健将后来参军了。”曹景行说。


    1945年重庆慰问滇缅将士团,画家叶浅予、郭琴舫到八莫前线慰问时,郭琴舫当时速写的《曹团长》,1945年3月6日于八莫。


    姑父金式的军事笔记:关于台儿庄的记忆


    “我祖父有四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叔叔曹艺最小,老大是蒋畈村农民,老三就是姑姑曹守珊,曾是南京中央监狱医官。她的丈夫金式是黄埔六期的学生。”曹景行一边拿出此行最沉的“行李”——六大本泛黄的手写文稿,一边向记者解释。


    这些文稿是曹守珊的丈夫、曹景行的姑父金式的未刊著作:《战争之经纬(上下卷)》、《国粹用兵手册》。“姑父主要跟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从台儿庄一直打到河南,做过师参谋长、军参谋长。这批文稿是他旅居澳门四十年间所写,主要是结合自身的从戎经历和作战心得研究军事、注解兵法。”曹景行说。


    据《浦江百年人物》记载,金式(1904-1994)原名士元,军校名百魂,字知人,号不换,晚年署号东海老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六战区补充第五旅旅长、第十一预备师副师长、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少将师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金式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相继参加南口、徐州、随枣、豫中、桂柳诸战役,曾于台儿庄一役负伤,因作战有功,获颁“指挥有方”嘉奖令。


    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这两部军事著作援引了许多抗战时期的案例,都来自姑父的亲身经历。“比如检讨国民党的战争动员做得不到位、征兵靠买卖壮丁,有些细节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写得出来。”


    翻阅文稿可以发现,不少战略战术的阐释是以台儿庄战役为例来分析的。


    例如,在说明敌情判断的重要性时,金式写道:“以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为例,自从汤军团包围日寇左翼后,当面日寇军原有十余门山野炮参战的,到将要撤退前一两天已减至只有三四门之多了。又据情报人员报告,寇军很多坦克车,连日来用土民耕牛向北拉去云。这都可以证明寇军将要撤退的征候,也正是国军要加紧与日寇求决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最前线的军师长们还是断定日寇不会后退的,直至四月六日黄昏后日寇真的后退时,军师长才恍然大悟,乃令部队加紧攻击,殊不知其主力已逸出战场,只同他的后卫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就改为追击前进了。这是证明第一线的高级指挥官缺少看破有利战机之慧眼,致对敌情有错误的判断了。”


    又如,在说明指挥官怎样下决心时,金式这样分析:“记得抗战时,当台儿庄会战前期,国军第四师原由津浦线之临城车站附近西撤,抵枣庄附近后,曾奉上级命令,应以师之全力攻击枣庄的。这是中兴煤矿公司所在地,四周围有石城墙,比之普通县城高大而坚固,是临沂至台儿庄公路线上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早被日寇先占据着,并禁闭四门固守中,兵力不详。以当年国军战斗力,即令全师行堂堂正正之攻击,未必能克。而该师及师长仅令某团派一部行夜袭;而且原有配备的山炮一连也不使用,于攻击前,反令其开回战线后方安全处待命了。”


    “主师长这一决心与部署,无疑轻视任务的首要性与上级命令的神圣性:结果攻了一夜,毫无进展,上级又令该师连攻两天,并将总部的野战重炮也配该师协助攻城战,可是主师长还是令某团派一部去夜袭,又是连攻连北。也许主师长并不想为了一个枣庄而糟(遭)了很大的伤亡,所谓令某团派一部夜袭,只是聊以塞责而已!……由于枣庄之未能攻下,于是日寇板垣师团由青岛登陆后,果然利用临、台公路大举南下而又台儿庄的大会战发生了。”


    遗憾的是,金式的这些文稿未能如愿付梓。“姑父晚年很少与家人来往,我也只在1972年随父亲赴澳门时见过姑父一次。那时他们生活拮据,靠姑姑给人织毛衣、打杂工维持。姑父很倔强,不见人。有时候在家写字画图,有时除了写稿什么都不干。”曹景行说。


    曹景行有两位堂兄,都是抗战老兵,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段经历不愿多谈。


    “三哥曹景舒1921年出生,两年前去世了。他跟着叔叔参加了远征军,他开着汽车和运输兵团一起在史迪威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但他晚年不提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直到最近他的儿子从家中翻出他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自传,我们才对他的过去有更多了解。” 曹景行说。


    在这些文件中,曹景舒这样叙述自己参军抗日的经历:


    “十七岁那年由父亲介绍我在镇上一家南货店里学徒……一年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九三八年底和二个同学私自逃走家乡,去邻县义务投考国民党浙江省自卫营军士队。”


    “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驻印度辎重汽车六团修理厂工作,在我原有钳工技术基础上转向汽车修理装配工作。场内办有汽车驾驶练习,加入后六个月间学会驾驶技术,往下经常单独行驶,并在全厂配合印缅前线担任反攻日寇后勤部队修理工作。”(曹景舒,自传,1951年11月18日)


    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在第一支开上中印公路的车队中,就有三哥曹景舒驾驶的汽车。


    而另外一位堂兄曹景辉的参军经历,留下的文字资料更是寥寥。只有在曹聚仁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简略地提及了这段过往: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爆发……我完成学业后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军,成为一名学生兵,经三个月训练,编入第三战区第8集团军X师X团通讯排任排长。驻守杭州湾北岸,抗击日军登录。后部队整休金华,我也回到了蒋畈家中。”


    回乡后,曹景辉在祖父曹梦歧创办的育才小学教书。然而日军侵略炮火之下的中国,如何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曹景辉回忆道:“1944年夏天,日本兵放火烧了蒋畈育才校舍,育才毁于一旦。”


    日本投降后,依靠兄弟出资、亲朋捐助,“育才学校”终于得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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