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煦凯:去生产性—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关键词:[政治、经济、军事] 浏览:651 发布日期:2016-03-15 网页收藏

  • 去生产性—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即,内部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缺陷性因素的积累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当与低效率:
    ①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②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下降。
    ③银行贷款过分宽松,房地产投资过大,商品房空置率上升、银行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日益膨胀。
    ④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大量引进外资并导致外债加重。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韩国外债更是超过15D0亿美元。
    ⑤汇率制度僵化。
    ⑥在开放条件和应变能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加入国际金融一体化,当国际游资乘机兴风作浪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知所措或措施不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2) 从外部原因看,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由于东南亚各国过早地实行了本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于是,国际炒家从当地银行贷出大量该国货币投向外汇市场,该国货币贬值后,再以较低价格购回,除了归还银行贷款和利息外,还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国际炒家的投机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总之是当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过度投资和过度吸引国外短期资本(热钱),都是投向股市、房地产等而没有投向实体经济(制造业),致使经济中产生了大量的泡沫,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或去生产性)加之过早开放资本市场给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以可乘之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这些因素导致了金融系统中的熵增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贷款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放松了信用风险的管理。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本身就属于高风险产品。首先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金融产品创新既有风险又有收益。金融创新更多的还是要在优质资产的基础上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爆发,因为次级贷款本身就不是优质的产品,是有问题的资产,是对于有问题的资产进行重新的整合和打包,当然这种方式有可能适应对有投资风险偏好的人比较适合,反之的话就会造成巨大的风险。在创新过程当中要更多的用优质资产,那么一些不良资产或者是有问题的资产是不宜于创新,否则会增大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其次为分散抵押贷款机构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美国的投资
    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同类性质的按揭贷款处理成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市场出售。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所谓的债务抵押证券(CDO),它是将基于次级按揭的MBS(按揭支持证券)再打包发行的证券化产品,这一过程被称为二次证券化。在这次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池中的信用风险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不同档次的CDO投资者。此外,以信用违约互换(CDS)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在风险转移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CDS可以用于高级档CDO的信用增强,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信用保护出售者,进而获得资本市场准入;另一方面,CDS也可以被信用保护出售者用于构造高风险的合成CDO,以承担次级按揭风险来获取高收益。金融创新产品让风险转移进一步市场化、扩散更广。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创新与危机产生和传导密切相关,金融创新产品使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导致了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移到资本市场,进而传导到更加广泛的投资者。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创新风险。可以说金融创新引起了金融系统中的熵增。即:金融创新——金融熵增——金融风险——金融脆弱性——金融不稳定性——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展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虚拟经济高度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的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把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而信息技术的推广更使美国的虚拟经济达到巅峰。在本世纪初,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金融业加快发展,金融创新的衍生产品大量涌现。这些衍生金融产品并不是出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要,而是发自金融机构甚至单个机构、部门、个人逐利之动机。这种金融活动搞得越多,危害越大。这就导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态的恶化,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
     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
    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1.“华盛顿共识”的可怕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其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即有效市场理论。但坚持减少管制、自由贸易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导致了房产、金融以及其它领域泡沫,增加了国民经济成本和脆弱性,实际上是对穷人和中产阶级财富的掠夺。而从墨西哥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等,其中都活跃着“华盛顿共识”的身影。
        2.国际投行在开放市场中的“嗜血”本性。在此次欧债危机中,需要提及的是国际投行高盛。希腊在加入欧盟之初,并没有达到欧盟成员国的标准,但高盛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为其掩饰了一笔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国,都在暗中使用这种方法。除此之外,高盛还将希腊的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换取现金,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为上面的这些服务收取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同时,高盛向德国一银行购买了20年期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通过对希腊的支付信誉发动攻击,高盛将会因CDS价值翻番而大赚特赚。可以说高盛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无本万利。
        3.内部腐败,危机国家政府不作为。(1)政府自我监管和约束不足。以希腊为例,广泛存在的腐败导致希腊经济变得缺少效率和竞争力;政治家更多地为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积极发展经济、全力解决债务危机;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和刚性的工资增长,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津贴和养老金负担。希腊经济过于依赖旅游、船运、农业等少数几个产业,对新技术和朝阳产业的投资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希腊政府的不作为是导致希腊误判并最终走上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2)政府对GDP数据的盲目乐观。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度,通过举债以及金融泡沫带来的乐观的GDP数据,虽然能够创造一个经济良好的幻觉,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水平以及核心生产力。以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房地产业支撑的GDP数据多年来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但次贷危机后,两国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裂,导致国内经济形势陡转急下,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能力均出现问题,导致了债务危机爆发。
        债务危机最后都是归集到货币危机上来表现的,通过货币危机引发一系列金融及经济危机。拨开层层迷雾来看,也许欧债危机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救欧债危机不如说是要拯救欧元;准确地说,欧债危机更像是欧元与美元的一次角力。从欧元区的发展来看,也许欧债危机是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插曲,危机之中仍存机遇,欧元区更应该借由这个机会,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坚实一些。
    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
    “欧猪PIIGS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旅游业、房地产和服务业等这些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危机面前异常脆弱。但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福利制度、债务危机、赤字政策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整个欧元区经济发展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就是去生产性。
    这就导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态的恶化引发了危机。
    除此以外,欧盟各国的创新能力下降,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新鲜的动力。而经济的萎靡不振,又使得国家税收来源减少,加剧财政的负担。
    产业结构不平衡: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欧猪PIIGS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旅游业、房地产和服务业等。这些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危机面前异常脆弱。但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福利制度、债务危机、赤字政策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整个欧元区经济发展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就是去生产性。  欧元区各国经济结构差异较大。其中,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意大利是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西班牙和爱尔兰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经济,经济泡沫严重;葡萄牙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出口导向型的德国以汽车、机械为核心支柱产业;法国为内需型经济,具有稳固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的快速应对能力,国内以房地产业、汽车、钢铁等作为支柱产业。而且各国政府对经济管理能力的差异巨大。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支出政策方面失衡,透支了国家的未来;相反,施罗德未雨绸缪,在其执政时期力排众议,削减了20%的福利规模,从而避免了德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总之,欧元区各国除德国、法国经济结构和基础较好外,其他各国经济结构和基础都较差,缺乏核心竞争力。这就导致了金融熵增和金融生态的恶化引发了危机。
    经验告诉我们,金融是第三产业,金融的发展应立足于市场分工和实体经济(制造业),履行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任何脱离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金融活动都是没有希望的。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还是 欧债危机是由于金融系统中的熵增而产生的金融风险的累积导致金融脆弱、引起金融不稳定性所演化而来的的,也可以说是金融生态恶化所致。即:金融熵增——金融风险——金融脆弱性——金融不稳定性(金融生态恶化)——金融危机
    下面是节选自新华社的一段报道:“浙江一家服饰公司董事长徐某某告诉记者,几乎没有不搞多元投资的:‘别人炒房或放贷轻松进账千万,你做实业辛辛苦苦才赚人家零头,这种刺激受不了。’宁波一家轮胎公司原来有800多个员工,现在仅剩400多人了。谈起日益萎缩的家业,该公司董事长说:‘融资难、用工贵、原料涨,让人担惊受怕。’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温州‘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不乏知名制造企业。”
    文章评论温州现象的实质是实体经济“空心化”(去生产性)。主要原因,一是对房地产和放高利贷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实业艰难,包括融资难,经济环境艰难。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认真思考,年收益高达60%或以上的高利贷,究竟带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杀伤力?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结构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子银行”的出现能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必要的补充,倒也未尝不可。但高利贷的大量涌现,却与“影子银行”有着本质不同,反应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上存在非实体暴利行业;二是存在大量货币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试问,当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追逐暴利的投机资金,还有谁愿意去做实体?经济转型和发展从何谈起?而且,在目前国内房地产泡沫明显,同时外部经济放缓渐成定局之际,中国不够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经济下行的考验?
    减少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构建我国的金融稳定制度
    源于金融脆弱性(FinacialFragility)的特征,金融危机(FinacialCrash)已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幽灵。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2000年,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场系统性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各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金融机构本身到财政、货币以致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都受到冲击。因此,防止金融脆弱,建立稳定金融制度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就我国而言,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我国的转轨过程为双重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小农经济向现代化转轨。而在这双重转轨中都孕育着不稳定性。在双重转轨中的诸多非稳定性因素,对中国金融稳定性必然产生影响。表现为风险和不稳定性因素向金融体系的集中,为金融体系承担了相当多的转轨和改革成本,金融制度本身变迁中蕴涵的不稳定性,从而决定了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
    (一)构筑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制度;
    (二)加强征信体系建设;
    (三)完善金融产权制度;
    (四)人民币汇率采取管理浮动制;(五)采取多种监管形式,加强金融监管;在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因此加强监管非常必要。
    (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步伐,做实实体(制造业),使经济增长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新鲜的动力,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坚实一些。长远来看,这才是根本性的。一国经济只有具有“生产性”,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新鲜的动力,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倒塌只是迟早的事,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就是这样。说白了,一国的经济、金融全仰仗它的制造业。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就业的大水库、改善民生的主渠道、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制造业真正强大起来,我国经济发展才有良好的基础。反之,制造企业的环境如果继续恶化,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失去基本动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之本,中国不论是想加强全球经济竞争还是想要促进消费或者想要保住就业,都必须大力发展制造业(包括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牢牢把握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如果中国制造业沉沦了,中国经济必将迎来大灾难。
    总之,既然金融不稳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金融危机,那么降低不稳定性的有效途径是发挥金融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以及从系统外部环境引入负金融熵流,这就需要构建金融稳定制度。构建金融稳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努力,也只有银行、证券、保险业运行有序,稳健、和谐,从金融系统外部引入负熵,金融系统才能健康发展。防微杜渐,方能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加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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