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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金一南:当今中国需要血性 战胜懦弱与胆怯

关键词:[军事专家] 浏览:757 发布日期:2016-03-15 网页收藏

  • 本文摘自《心胜2——关于灵魂与血性》,作者 金一南

    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

    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说维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有二百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拼,马上被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要现实。

    与此相应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

    理性与血性: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都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长,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又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呢!”

    你看他多么理性。打不过壮汉,索性让他挤进来,吵吵嚷嚷有什么用。普通人说说这种“认”的话也就算了,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不说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政策提出者,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儿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也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的确还要忍耐,但绝不是无原则、无节制、无理性的后退。我们今天也还需要争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却不是坐等别人恩赐,而应去积极主动塑造。再拿出过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陈旧观念,会发现今天的空间一旦丢失,未来也很难回归。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令很多中国人颇有好感,因为他拿出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

    西奥多•罗斯福对中国充满复杂情感。他仰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内心又鄙视它。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我不知道那位司长看见这段话会有什么感受。西奥多•罗斯福以中国为警示,要求美国千万不要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因贪图安宁享乐、畏惧挑战而衰败。

    2002年11月,我们在国防大学与美国丹佛大学代表团讨论中美关系,中午国防大学宴请。

    吃到高潮处,该代表团负责人法诺站起来高声祝酒。他说:“美国的装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餐饮世界第一,愿我们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干杯!”

    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讲出了内心所想但不该讲出来的话。当时全场尴尬,他也觉出自己失言,坐下来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话来弥补,来缓解,想把刚刚讲的圆过去。

    十几年过去了,法诺的话至今在我耳畔回响。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来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千方百计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应该说,好客也没错。但关键是给这些强悍民族留下“餐饮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们的安全还是扩大我们的危险?

    一个大国,仅凭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满汉全席、孔子学院等立足于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讲过一句话:“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记。不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道:“凡德意志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带来有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

    当年德意志把罗马帝国灭了,从文明程度来看,德意志是落后的,但又如恩格斯所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变得年轻起来。”灭掉雅典的斯巴达,也是文明程度落后,尚武精神领先。

    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斯大林说,革命就是剥夺剥夺者。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革命运动就是恩格斯讲的“野蛮”。

    正是中国革命的这种“野蛮”,把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讽刺的“贾桂习性”一扫而光,给千年沉睡的民族肌体注入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成为民族肌体内的全新元素,使这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应该说,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令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人马克•莱恩和大卫•芬科斯坦在《中国作战研究: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战经验》一书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作用,不是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有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柔弱混乱的国家。这种威慑力量是人民解放军不断地被用于战场,不断地英勇厮杀,并连创佳绩后才赢得的。”

    回顾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就敢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抗衡。抗美援朝后,西方得出一个结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旧中国退让太多了,动辄就是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动辄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委曲求全。那些在旧中国占尽便宜的人们,终于认识到:新中国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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