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在街上会四处撒尿，为的是告诉别的狗，那是牠的地盘。
其实人也差不多，所以喜欢在风景区刻字，再不然四处涂鸦。墙壁车厢不过瘾，甚至吊绳索，在几百呎高的桥墩上画，除了展示才艺，更有宣示「老子大胆到此一游」的意思。
小孩虽然不会刻字，也有他们的方法。哪天你看到房间四处多了些花花绿绿的小贴纸，八成是娃娃干的好事。但这不能怨娃娃，我就在书店听过一个小娃娃不平地喊「老师也一样！」可不是吗？店员说小孩玩贴纸都是跟幼稚园老师学的，老师会贴「笑脸」、「星星」「大拇指」，小朋友就贴花朵、白雪公主和米老鼠。店员顺手一指，天哪！墙上挂了一大片。国产的、进口的、闪亮的、随角度变形的，足有上千种。
店员又往下指了指说：「小孩也会盖章」，只见柜子下一大排，全是小图章，除了各种表情符号，「棒！」「再来一个！」一箭穿双心，还有整句的，像是「我爱你！」看样子多买几个这种图章，连写情书都省了。有一回去个朋友家，墙上挂了幅于右任的草书立轴，空白处赫然盖满了花花绿绿的印章，想必也是他孙女的杰作。我说右老的字现在一幅可值百万，朋友一笑：实用最重要，你瞧！上面还有电话号码呢？我太太临时找不到纸，写的！
我小时候也爱盖章，那年头没玩具章，但我有个正正式式的金属印章。是跟我爹去万华时，经过一个印刷厂，我对里面「垮啦垮啦」的机器声好奇，站着不走，里面的人就顺手捡了个小小的铅字给我。又大概因为我爹带我，所以那是个「爹」字。从此我就四处发挥，举凡课本、故事书、纸门上，都有我的「爹」。有一回在家长签名的地方，我也盖个「爹」，被老师抓去问：你这爹也太小了吧！
没过多久，我的印章就变大了，是我用刀片在橡皮擦上刻的，除了个大大的「刘」字，还有「可」、「否」和年月日，我把它盖在每本故事书的扉页，意思是这本书可不可以出借，可以借几天。那印章虽然刻得烂，但我留作纪念，还带到美国。有一回清洁工看到，笑说他在另一个华人家也见过，男主人先在肥皂上刻，再小心翼翼地盖在文件上。
从我爹死，我的「爹」铅字就不见了。可能我娘看我没了爹，所以没收了我的爹。但才过不久，我就拿到了一个真正的「图」章，而且图是我画的。因为自从爹死，家道中落，我就靠投稿赚零花钱。我的稿没几个字，只有图。画的都是些「走迷宫」和「连连看」的儿童游戏。有一回我好奇找到报社去，除了看到一大屋子的人，一排排的铅字，和「垮啦垮啦」的机器。儿童版主编还送我一块「锌版」，上面正是我画的图。
我从来化学没及格过，只对「锌」和硫酸的化学程式记得清楚：ZN+H2SO4=ZNSO4+H2因为我后来知道锌版是先拍照，再感光到涂了药水的锌片上，最后用硫酸腐蚀的方法制作。我还特别跑去制版厂参观，见到几个大男孩拿着胶片描，原来他们在作套色印刷的版子。一张彩色封面，用了四色，他们就用肉眼依照原稿上的颜色描，再制成锌版上机印刷，他们的耐心和细心让我佩服极了。
真正接触到印刷是高中，自从我编校刊，功课就常拿丙，因为我总请公假去印刷厂，甚至整天蹲在那里。有时训导处说某文章有早恋倾向或不够爱国，抽下来！我甚至得蹲在印刷厂赶稿子。能以最快速度和最少字数补上「天窗」的是诗，一个字加个叹号，也能成一行。所以我后来成为诗人，还得到优秀青年诗人奖，参加了世界诗人大会。
蹲在印刷厂可真学到不少。只见那些老「手民」，一手攥着稿子和个小木盒，一手伸到铅字架上捡字，他们能只看稿，不看铅字架，出手飞快而且不出错。捡好的铅字送去排版，一行行像打麻将似地「码」整齐，空白地方用比较短的铅块，细线用金属片，行间用小木片。码好之后再用绳子缠紧，送上小机器打样。先在版子上滚油墨，铺张白纸，再把上面大大重重的圆筒推过去，就打好样了。
校对完正式上机印刷，如果一次印十六页，就得放十六块版，必须由有经验的师傅动手，因为印完之后折纸，页码得连接，稍不小心就会跳页。那时的活字印刷虽然有机器，还是得以手工一张张往机器里「喂纸」，稍没喂好，印出来就歪。我曾经站上机台喂过几十张，起先都好，喂着喂着突然就出错，从此我懂了，为什么棒球好手也会暴投！
进大学，我还编刊物，那时有了平版印刷加中文打字，比活字简单多了！到排版厂看到的不再是老师傅的长脸，是打字小姐的笑脸。只见她们一人面前一个大大的字盘，上面有个可以移动的夹子，要打哪个就由字盘上夹起来，唰！啪！打在前面的纸筒上，原理跟英文打字机差不多。
学生时代跑印刷厂影响了我一生。因为才出校门，我就写了处女作《萤窗小语》。起初找台北一家出版社，老板把稿子斜斜地还给我：「这么小一本，您自己花点钱印吧！」我又拿给中视公司出版组，也被打了回票。只好找到印高中校刊的活版印刷厂，才印完就把版子拆了。没想到书店急着补货，害我不得不把铅字印成的书，一页页拆下来拍照，再用平版去印。这是盗版商常用的手法，所以我说我是自己盗自己的版。
那时已经有彩色分色机了。但是价钱贵，又常把曹操印成关公。我的书印不起彩色封面，只得以珍珠绿和黑油墨套色。有一回拿到新印好的书，珍珠绿居然污染到手上，用指甲刮，还能刮下一层绿绿的油粉。印刷厂说为了赶工，怕油墨不干，所以加了玉米粉。这事我至今没搞懂，但相信那应该算最早期的环保有机印刷。
《萤窗小语》出了四本之后我赴美画展，接着在大学任教，为了教洋人国画，写了本《花卉写生画法》，并且拿回台湾印。这时候彩色印刷进步太多了，文字也由活字排版和「中文打字」变成「照相打字」。记得我那家打字行在西门町附近，推开厚厚的玻璃门，没有啪答啪答的打字声，只见一台台大机器，后面透出微弱的灯光与人影，还有更后面的药水味，好像进了加护病房。
照相打字多酷啊！不用字盘，改用底片，有个光源从底片下射来，加上各种镜头，要大要小要扁要斜都成，而且笔画清晰锐利，就算狗屁不通的文章，打起来都好像通了。唯一的缺点是不能改，要改就得切掉那个字再重打一个贴上去，碰上加字或减字，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得整行整段地撕下来重新贴。我自己会贴，对别人也要求严格。稍稍贴得不正，就要重贴。那时我进制版厂，小姐们会偷偷伸出两只手指，表示吹毛求疵的人到了。两根手指不代表胜利的「V」，是我用来量距离的「仪器」。
彩色印刷我也亲自下过手。现今大大有名的沈氏艺术印刷厂，当时还在万华。虽然有了一次能印两色的双色机，还时常得加些「手工活」，最记得有一回颜色浓了，沈老板拿着滑石粉到版子上用手搓。还有一次都上机印刷了，发现文字有缺损，好死不死还是封面上我的名字。当时为了赶工，我亲自出马，爬上机器用小刀在PS版上硬是刻了几笔，至今我看到那本《林玉山画论画法》，还得意自己的「手迹犹存」。
今年回国，为了画「龙山寺」去万华采风，走过以前印刷厂林立的老街，已经没了震耳的机器声。经过西宁南路，照相打字行也不见踪迹，据说因为电脑打字一下子普遍，好多排版人员都突然失业。
走到广州街，夜市的摊贩已经开始布置，街边坐了几位老人喝茶聊天，我问附近还有印刷厂吗？「早没了！到中和永和土城去找吧！」我又说以前在那儿有间装订厂，我还见过一个人没有双手，是不小心被裁纸机切掉了。老人笑笑：「早死了吧！年轻点的应该还有一个，」指指他自己：「我家以前就开装订厂，我同学就被切断手。」
我沿着龙山寺旁边的西园路找，真没有印刷厂了，安安静静的，仍然有些日据时代的巴洛克式建筑，还有堵铁皮围墙，缝中望去，是片废墟和杂草。突然眼前一亮，空空的骑楼下露出印刷机的一角，兴奋地走过去，果然看见一台能印名片的圆盘机，旁边放了些铅字，加起来还没有半坪大，搞不好是占用街角的违建。老板够老的了，正俯在机台上练毛笔字。
「哇！真不简单，找到一家印刷厂。」我说。
「印刷厂？别见笑了！」老板抬起头：「就这，算印刷厂吗？」又一笑：「也算！我大概是这印刷街上仅存的一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