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提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导，这是所有制理论的一次巨大进步。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提法则从制度上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平等权利的保障，这强调了制度平等，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来就是只争公平，不争特权。十八大之后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在百度搜索输入“保育钧”三个字，可以得到1370万条搜索结果。前10页搜索结果中，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的近八成关键词是：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国企改革。 　　为民企鼓与呼，是近20年来，现任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的他做得最起劲的事情。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眼下，他并没有放慢脚步的打算。 　　敢说 　　在位于北京北三环的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保育钧的时候，他正在一摞近一厘米厚的文档上做批注。这是他近两年来一直研究的课题，也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我不赞成现在提的混合所有制的一些观点，因为说到底还是国有企业想控制别人。”他说。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被提出，又被写入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混合所有制” 方案，其中尤以中石化发布公告称，拿出销售业务不超过30%的股权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引发了最多争议。 　　“这表现出的是一种恩赐的态度，哪里是要混合经营，最多是增资扩股。”在保育钧看来，在国有企业没有实现政企分开，在国有企业的资产尚未资本化、证券化的情况下，谈混合所有制经营根本没有前提。如果从更大的范畴上说，这种国有企业要求提出控制比例的做法本身已经与十八大所提出来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基调背道而驰。 　　在当下众多把中石化认作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先锋的赞誉声中，这样的声音恐怕听来是有些刺耳的。在外界看来，保育钧这样的“敢说”由来已久。2003年春，陕北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他曾经和其他6位教授两次联名给人大常委会上书，呼吁保护陕北油田开发中民营企业家的利益。 　　在民间资本投资屡碰“玻璃门”的时候，批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民间投资“36条”和“新36条”）落实难，难在既得利益阶层不肯放手的声音里，他也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明哲保身曾是友人对他的劝言，但这个词似乎从来不在其考虑范畴之内。相反地，除了蒙古族人血液中带来的直爽、直言不讳，恐怕也是曾经30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人生涯留在他身上最显著的烙印。 　　1996年，对于保育钧而言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他离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岗位，调入全国工商联。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正掀起一场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事件的导火索源自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这场大辩论在凌志军和马立诚所著的《交锋》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那个时刻起，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作为敏感词汇也成为保育钧研究的对象。 　　敢想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对于民营企业的理论创新就往前推进了一步。”他说。 　　1983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个体劳动者得到认可。1987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承认私营经济的地位，是公有制有力的补充。 　　而理论革新的背后，在他看来，往往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的主动实践为推动力。 　　“上山下乡知青回城找不到工作，‘逼’出来了个体经济，例如前门大碗茶 ；农村的联产承包是饿肚子‘饿出来的’；农产品有了富余，就有了集贸市场；有了私营企业就有了雇佣工人的需求。” 他还记得那时在《人民日报》，“傻子瓜子”的创办人年广久因为雇佣工人的事就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 　　“当时邓小平就说了两句话，不要急急忙忙的表扬，也不要急急忙忙的取缔，看一看再说。”他回忆道，“这从1982年一直看到了1987年，1987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解决了私营企业的理论问题。” 　　而理论创新则对于实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结果。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出现了一个“下海”兴办企业的高峰。今天的泰康人寿、新东方、万通等知名企业，陈东升、俞敏洪、冯仑、田源等如今商界的风云人物莫不都有一个“92派”的共同身份。 　　到了1997年，被称为“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那次讨论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第一次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所有制理论的创新所带来的冲击是剧烈的。1997年时，中国只有97万家私营企业，2014年12月第三次经济普查公布结果显示，820.8万个企业法人中，私营企业有560.4万户，占比达到了68.3%。 　　在党的十六大上，经济理论继续有了一系列的突破，不仅突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明确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不仅确立了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也明确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任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期间，保育钧1998年、2002年两度在其负责的“一号提案”中推动的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终于得到落实。“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被写入到了十六大的报告中。 　　“十六大之前，关于剩余价值理论一直束缚了对于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谈论，但是十六大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十六大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成果，是给予了私营企业主新的‘名分’—即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保育钧表示，这个新的身份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将私营企业主划归了“主人翁”的阵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甚至成为党代表。这一变化则意味着，私营企业主未来有可能进入到中国政治集团的核心圈层。 　　私营企业主党代表在十六大的时候有7名，十七大的时候增加到了17名，十八大上这个数目达到了34名。” 　　“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但是到十八大之前，我们看到其实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活动空间得到很大提升，但是本质上靠的还是政策的倾斜，靠的是政策的照顾，在制度层面上还是没有摆脱被权力支配资源的地位。”保育钧表示。 　　在全国工商联期间对于民营经济的思考，被他写进了《呼唤理解》一书中。 　　敢提 　　尽管有预期，但“破局”的时刻这么快出现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还是让这位老人兴奋不已。 　　在党的十八大上，提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不再提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导，这是所有制理论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提法则从制度上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平等权利的保障，这强调了制度平等，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来就是只争公平，不争特权。十八大之后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他说。 　　这种平等，在他2003年起担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期间文稿集结而成的 《再呼唤（民营经济中国的变革与发展）》中已经呼唤过多次。作为《呼唤理解》的续篇，这本书中阐释了他眼中党和政府对新时期民营经济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营经济自身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 　　只是，这个新时期的“红利”什么时候才会真正落到民营企业手里？即便是如今大方向已明，他仍不敢言乐观。 　　“部分地方政府、企业的人认识转变比想象中慢。” 仍以眼下火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例，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国企改革方案中，国企的资产证券化率甚至定出了目标，保育钧仍斥其：“这是计划经济的老路，这种地方国资委出台目标，还是在用权力配置资源。” 　　“2013年至今的一系列反腐案件，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用权力来配置资源的恶果，只能是滋生权力寻租空间和腐败行为，把这个权力还给市场是理论的进步，也是实际的需要，但如果政府职能部门的改革不跟上，这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平等权利也难以实现。” 　　以混合所有制经营为突破口，新时期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突破和理论突破继续成为保育钧研究的对象。在为民营企业奔走呼吁的路上，这个老人还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有人曾问他，现在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已经是大多数了，还有必要为他们鼓与呼吗？但保育钧看来，在很多方面，他们却仍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 。当然，也不乏有声音说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但是他从未回击过这样的质疑者。 　　“过去他想讲真话，不敢；待到敢讲真话时，又由于疾病缠身讲不成句了。这是何等的痛苦！”这是他在悼念《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的纪念文章中发出过的感慨。 　　而这，或许正是他敢想、敢讲的原因。 　　回首篇 　　见证篇 　　保育钧：民营企业地位应再讨论 　　“整个《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前三条指导意见：放宽资本进入、公平竞争、平等准入；明确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国有资产有进有退。 　　在最初起草的文本中，关于第三点的描述是“国有资本退出一般竞争领域”，但最终的版本则改为了“国有资本要把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从目前各部委公布的实施意见看，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第三条没有落实，出台的所谓细则更像是“作秀”。 　　从时间上看，国务院在2010年就已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细则直到今年上半年才“被迫”陆续出台。 　　从内容上看，除了证监会提出了实施工作的要点之外，其余部委均表述为“实施意见”，并非大众一厢情愿理解的“实施细则”—这其中的差别就体现为这次出台的绝大多数内容仍停留在态度的层面，而没有操作细则。 　　国资委说“国退民进”，这是个伪命题，因为他们偷换了概念。他们总拿国有企业数量下降的表象来说。 　　而我们讲的是权力资源配置正向国有企业倾斜，使得国有资本急剧扩张，挤占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指的“国进”，是指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的扩张。不解决这个问题，民间资本的进入不是出台几个细则就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中央决策层面才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