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将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力求公正、真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对得起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

　　相比大陆学者，现在台湾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抗战的人不多了。马英九政府可能会提一提争夺纪念抗战话语权，但台湾社会上有多少人关心抗战？可以说，台湾没有抗战话语权。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类围绕抗战的新闻话题以及出版物也纷纭涌现，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就是其中之一。

　　该书作者曹聚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历了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八年，他从采访淞沪战役开始，随军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台儿庄大战等大小战役，写下无数战地通讯，并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的1946年，即撰成书，与著名摄影记者舒宗侨的照片合著成《中国抗战画史》，次年出版。

　　当年该书甫一出版，很快脱销。“港台的地摊上都是盗版，连美国都盗版，可见大家对这样一本史著的需要。这本书这么受欢迎和重视，当然跟舒宗侨先生的珍贵图片密不可分。”曹景行告诉本报记者，“在二战后的东京大审判中，有新闻记者看到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桌子上就放着这本书。”

　　2011年，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而此次《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是该书的第三个版本。

　　或许由于采访由头是父亲的书，3月13日下午，正忙着在北京报道两会的曹景行很爽快地答应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采访。

　　力求公正、真实地记录抗战历史

　　《国际先驱导报》：有评论说，1947年至今，中国关于抗战的书籍，没有哪本能超过《中国抗战画史》，你怎么看？

　　曹景行：相比大陆学者，现在台湾大学和研究机构研究抗战的人不多了。马英九政府可能会提一提争夺纪念抗战话语权，但台湾社会上有多少人关心抗战？可以说，台湾没有抗战话语权。这本书的内容能够比较好地跨越国共两党分歧，比较客观、全面地写作抗战史。1949年以后，这本书以及我父亲所有的作品在大陆和台湾两边都被禁了。说这本书很难超越，是说这个时间点、作者的战地记者身份和经历很难超越。

　　我父亲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主要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眼界、想法和使命感，促使他在抗战期间做战地记者时一路做采访，一路就在想写这本书。当时，对于大量资料的积累，没有人帮他，都是他一个人完成。他是浙江省立一师毕业，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最早是教国学“经史子集”，文史不分家，他一直都是一个历史学家，当记者是源于他一边教书也一边在办杂志（曹聚仁1921年毕业后，到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任教，并为《国民日报·觉悟》撰稿。1932年主编《涛声》半月刊。1934年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次年与徐懋庸创办《芒种》—编注）。他自己也说“将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力求公正、真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对得起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

　　Q：这本书在今年推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A：我前不久为其书写序的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说，为理解今日中国，我们需要先理解其经历的这场长期被遗忘的战争，中国成为“被遗忘的同盟国”，西方人也低估了中国人对二战胜利的贡献。不仅西方忽视，我们自身对抗战的阐述也是不够的。

　　中国的对日作战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战场，其他欧洲国家参战后很快就投降了，只有苏联和中国坚持时间最长，其中，中国作战最早，牺牲也最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中国的坚持抗战与不投降，才带来这场反法西斯大战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史料搜集、鉴别与编次”中最末一段说，蒋百里（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已看到了长期抗战必然胜利的远景，蒋氏遗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敌人讲和。”这一部书，也可说是他这一句话的注解呢！

　　父亲留给我的就是家里的书

　　Q：父亲跟你聊到过抗战吗？

　　A：从我3岁懂事以后，跟我父亲交谈的零碎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我那时很小，对他的印象就是：父亲。1950年父亲就去香港了（曹聚仁1950年移居香港，为《星岛日报》专栏撰稿，后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约记者，1972年病逝于澳门—编注）。我们聚少离多，我对他的所有了解，都是通过看他4000多万字的作品，我看得很仔细，也编撰过他的书。

　　在他众多的书中，我很喜欢那几本关于采访的书，例如《采访本记》和《采访外记》，不是说对我做新闻人有什么实用价值，主要是对那段中国从抗战到内战再到1949年之后的历史和他自身经历的记录，这是一个文化人很好的记录。

　　Q：只能通过书来了解自己的父亲，会不会很遗憾？

　　A：没办法，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如果当时香港和大陆能够像现在这样“自由行”，这种遗憾就不会有了。（哈哈）

　　Q：在职业和做人上，父亲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A:跟父亲没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我对历史的兴趣，后来对新闻的兴趣，移民香港，只能说我受到我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从小接触到父亲的作品。例如跟我同龄的《中国抗战画史》就是我小时候的连环画，我就翻里面的图画看，在那个书籍匮乏的时代，图画书始终是生动有趣的。从小就很爱读书，这就是父亲对我的影响，他留给我的就是家里的书，从小我就看大人看的书。看不懂，就多看几遍，先看图片，断断续续就懂了。

　　在为人方面的“淡泊名利”、“不安分”不是受父亲的影响，主要是整个家族和我的家庭的影响，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的家人都是这样的。（呵呵）

　　Q：做战地记者的理想是否从小就在心里撒下种子？

　　A：那时还没有理想，我高中毕业，正好碰上“文革”，我们都下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那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上大学，哪里想到去做战地记者。

　　到农村一晃10年，再读大学时，我已是拖妻带女，30岁出头。毕业后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世界经济，五六年中每天在中外报刊资料室里从早坐到晚，一直坐到年过40岁，移居香港。1998年，我快50岁了才开始加入凤凰卫视做电视新闻。在香港，一切从头开始，我也是贷款买房子，房贷一还完，我就辞职了，好在我的女儿现在不用为钱烦恼。

　　大陆背景台湾新闻导师

　　Q：你曾撰文谈到你父亲担任两岸和平谈判的信使，在今天，在两岸关系方面，你想担任什么角色？

　　A：父亲担任两岸和平谈判的信使的事情，是我们从《周恩来年谱》中查到的史料。我谈不上继承父亲的历史遗产，今天的时代环境都变了。其实很多人都在做推进两岸关系的工作，从新闻人的角度，我对“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很感兴趣。我在香港《亚洲周刊》时，编辑的都是跟两岸关系有关的内容，对台湾逐渐熟悉起来，从1993年第一次到台湾采访，迄今已经采访了22年了，可以说，大陆背景、正式到台湾做新闻的导师，应该是我。

  　1995年，我离开《亚洲周刊》和《明报》，加入台湾的中天新闻频道，担任总编辑，台湾有很多我们的记者，但后来中天被购买，我就离开了。后来我加入凤凰卫视，花了很大功夫开拓几乎是空白的两岸新闻领域，我们一开始把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放在台湾新闻上。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往台湾采访报道，到后来一场场台湾选举做下来，凤凰卫视对台湾新闻的把握，到今天来说，都是众多华语电视台中最好的。

　　离开凤凰后，我有机会就做两岸交流的事情，一个是建立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还有一个是，2009年主持中天电视与东方卫视合作的节目《双城记》，它是唯一一个两岸共同制作播出的时事社会类电视节目，算是两岸电视交流的一个举措。这次来北京报道两会，我们也自称“双城报道组”，由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三个人组成，节目也在东方卫视和中天的新闻节目中播出。

　　Q：做时政新闻方面，在港台是否比在大陆容易一些？

　　A：每个地方都难，都有自己严格的限制。在台湾，如果你是蓝营的，在绿营的媒体几乎没法待，台湾社会很分裂，中天做新闻很难，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事实。在香港，也是难，有的地方行政力量强，有的地方商业和老板等其他力量干预大。当年我做《亚洲周刊》，经常会遇到问题，不同地方来警告或告你罚你的钱，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要么不做，要做，就要按照这里的游戏规则。

　　中国现在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

　　Q：年纪越来越大，为何仍旧选择奔波在新闻前线？

　　A：好玩啊。最近每天去两会会场，去观察，去感受现场以及私下里人们的情绪，这些东西不是看电视转播能看出来的。例如两高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那一场，第一批进来的全都是军人，碰到一些老朋友，跟他们聊一聊，有的东西未必是要马上采访，而是对这些事情慢慢地了解了，能比较好的把握。

　　Q：对你来说，接下来的重心，计划放在哪儿？

　　A：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不会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有什么计划，走一步算一步。每件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也不一定是做节目。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做“口述历史”的项目，自己可以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做，例如，跟朋友在黑龙江五常种全中国最好最安全的大米，因为我以前“下乡”种过大米，所以很感兴趣，现在吃的也是最好的大米。我也想跟玩创业基金的人谈谈。跟新闻一样，中国现在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