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孙立平: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不幸福?

关键词:[战略管理] 浏览:2065 发布日期:2016-01-20 网页收藏

  •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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