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柴静女士以大城市为灾难爆发地点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很火，有些人因此认为中国应该多建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讨论中，所谓主流观点也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小城镇，纷纷抨击大城市病。有些甚至要消灭农民工，让农民工回归乡里进行所谓“就地城镇化”。
然而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全国范围内的雾霾、污水、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多建小城镇可以减少污染的主观固化错误指导思想而越来越严重，30余年鼓励工业进镇入村的工业化小城镇建设乌托邦式主观空想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污染爆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其导致的灾难不逊于同样以行政强制力对抗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空想“老大哥”——计划经济。
道理其实很简单，包括柴静纪录片涉及的污染企业在内，大多数肆意排污的钢铁厂、化工厂、水泥厂及其他污染企业其实都位于小城镇境内，而小城镇政府乃至一些更高级政府在GDP竞争压力
和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理论指导下对污染普遍没有监管积极性，睁只眼闭只眼，而想管的高级别政府部门却由于地理范围太分散、利益关系太复杂而鞭长莫及、有心无力、疏于监管，媒体舆论也难以对浩如烟海的小城镇污染问题逐一聚焦监督。
相反，总体来说，离大城市中心越近的污染企业受到舆论监督和有行政监管相对越多，反之亦然。例如首钢在“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质疑声中迁离北京，北京城区街道办事处辖区尚且看不到多少冬季燃煤取暖，而只要是近郊区某镇某村辖区内，都是小烟囱林立黑烟滚滚，还有澡堂用带漆废门板烧锅炉，更不用说远郊区和河北省了。
2013年，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然而实际上，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从大城市强制转移经济资源进行人为扩大、拔苗助长的工业化小城镇建设既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违背人性和民族文化的，是计划经济和包办代替性质的主观主义政策，其理论和实践均已失败，已经蜕变为一个教条化的大歧途。但由于小城镇建设包裹在桃花源、乌托邦般主观空想的梦幻面纱之下，“看上去很美”，因此还在被生活在大中城市里却掌握农村城市化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笃信，实在是可悲可叹！
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83年通过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等文章提出倡议并被采纳以来，工业化小城镇建设战略截至目前已经不同程度实行了长达30余年，其实质是以计划经济思维和手段进行人为资源转移配置，主观期望引导企业和消费者从城市和农村转移到小城镇，结果是事与愿违，既干扰了城市市场化发展，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也没有达到把农民吸引在土地附近致富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大量房屋闲置的空心化村庄和小城镇，以及席卷全国乡镇并影响各级城市的工业废水废气废物和生活垃圾污染，进而造成严重的食品饮水安全、空气质量恶化问题，理应尽快改变。
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该主要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抑或是小城镇，不是根据某种教条化经济理论、家乡感情、美好理想等主观意愿，或者是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是应该根据中国大城市和小城镇的效率与公平现实、城市化的内在规律、中国独特国情等客观综合因素而定，哪条路能够充分利用经济资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治环境污染，就选择哪条路。
大城市病虽然存在但并非无法改善，更多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失灵没有发挥好必要的调节作用，就像雾霾严重的北京却还在五环之内日夜运行浓烟滚滚的大型燃煤发电厂；或者是因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进行错误干预，就像大城市行政限制停车费涨价，这些都是方法论问题。
政府不能因方法不对导致效果不好就随意改变城市化思路，因噎废食、削足适履，非要人为打压原本市场化蓬勃发展的高效率大城市，硬捧依赖计划手段发展却烂泥扶不上墙的低效率小城镇，那无异于让中国经济自废武功，并且反而因为管理范围分散、舆论监督困难、行政效率降低而使污染等城市病在总量上更加恶化，效率与公平双双受损。试问，世界观错误方法论能对吗？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率更高的大城市应该发展到尽可能的高度，让居民的个人财富在高效率的大城市经济中达到最高。到那时，大城市的资本竞争过于激烈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等负面因素会压倒市场规模、交通条件等交易成本优势，促使一部分大城市居民带着自己的财富去开发小城镇及其附属乡村的经济资源，寻找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和工资收入，无需政府超前操心生拉硬拽。
在统一市场统一政府的经济体内部，没有必要进行像国际竞争那样的经济总量和主导权竞争，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小城镇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相对丰欠即要素禀赋进行自力更生、突出特色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力求循序渐进的“小而美”，避免拔苗助长的“大而全”，力求既保持生态环境又实现人均收入快速增长，避免为进行GDP总量竞争而让污染贻害无穷。

小城镇如非必须不要从大城市人为强制转移财政、金融、人力等经济资源，坚决遏制根据主观愿望人为制定政策将人口从大城市驱赶到小城镇的错误做法，应该尊重市场在城市化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避免非必要地干扰打乱城市化的自然进程。

污染企业应该聚集于至少地区级的工业园区，放到强力政府和媒体舆论的眼皮底下，以便集合发展集中监管集约治理，把工业化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小程度，这样才能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最优效率与最优公平的和谐统一。
归根结底，中国应该选择的是一条以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为基础、以事实证明能够有效增进效率和公平的必要政府调节为辅助、杜绝根据主观意愿滥用政府强制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