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实:苗实:北大林公度量大如海

关键词:[经济学家] 浏览:642 发布日期:2016-01-20 网页收藏

  • 副标题:在朝在野平分秋色

     

    我苗实第一次知道林公(即林毅夫先生),是在1997年宝鸡市火车站,那里有许多经常光顾的旧书店,当时里面有一本厚书,没记住名字,主要是介绍经济学界有影响的各位经济学家,其中中青年专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就是林公。从那以后,或多或少,断断续续,一直关注着,了解着。说到真正研究,而且集中一点,已经是2007年我苗实呆在兰州的约莫一年的时间之内的事儿了。那段说来不长的日子,在西北书城研读了《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与林老师对话-论发展战略》,《发展战略经济发展》,《发展战略经济改革》和《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可以说,通过自己的进一步探索,对林公的经济学思想脉络有了初步的全面的掌握。接着是2008年,去西安的钟楼书店购买了《中国经济专题》和《经济发展与转型》两本书,进行了深入学习,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随后,2009年家里装上了宽带,可以自由上网以后,对林公的学习研究就更广泛,更系统,更频繁了。近几年,又买了《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随着林公经济学思想的升华,我苗实也升华了。从2012年6月24日开始到现在,我苗实对林公的不同层面批评已经有十多篇文章了,它们分别是《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卫星”》,《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捧臭脚”》,《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张维迎.林毅夫和马克思》,《从批林毅夫看中国之反省》,《我与林毅夫教授的主要分歧》,《对林张之争的一孔之见》,《深化改革首尊规律得人心》,《与林毅夫先生的一个对话》,《<十批林毅夫>一文的几点反思》和《我为什么批评林毅夫先生》。根据我苗实长期的追踪观察,不断的琢磨研究,以及后来连续的公开批评, 对林公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尽管我们学术有分歧,尽管我们思想有对立,尽管我们亦敌亦友,尽管我们在朝在野。如果不是“度量大如海”,经济学界的各种对林公的批评,包括我苗实,是相当煎熬的,可是我苗实估计他不会;如果不是“意志坚如钢”,林公不会成为一代传奇人物和学界旗手,不会在面对任何挑战时,那么从容不迫,镇定自若,我苗实推断他内心肯定也紧张过。更进一步讲,林公的学术如十三层玲珑宝塔,而我苗实经过这么多年艰苦努力,才有幸登到第七层,而要登完剩下的六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倘若我苗实先前的系列批评存在诸多冒犯之处的话,肯定是学习研究不够所致,恳请林公再三海涵,海涵再三,当训导时就严加训导,当棒喝时就大加棒喝。与此同时,如果天赐良机,林公开恩,学生我苗实自当正心诚意,千里登门,负荆请罪,以慰师心。    

            曾经,有一热心网友对我苗实私下讲,人家林先生是北大教授,是国务院参事,是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您只是一个闭门读书的穷书生,这样长期公开批评他,如此招惹世俗是非不值得。我苗实回应道,他在朝,我在野,都是公共领域的研究者,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至于批评,我实在是在尽一个真正读书人的本分,古今中外,学界就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质上讲,不论他官做多大,我自始至终把他作为同是读书人看待。至于别人看到他身上的官位,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王红旗先生在《在野与在朝》一文中讲道,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家管理体系里,在朝者与在野者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在野者通常不能对国家社会事物说三道四,否则便被视为干预朝政,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成为“山中宰相”;与此同时,在朝者与在野者的身份也非常严格,在野者只能通过“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在朝者,或者经由打天下的过程变为在朝者。对比之下,在现代社会,在野者与在朝者的身份转换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在朝者(俗称当官的或吃皇粮的人)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更重要的是,在野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对国家社会事物发表自己意见和主张的权利,这就使他们不用成为在朝者同样也能在社会进程中产生自己的独特影响和作用。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的在朝者,主要是指那些为了发挥自己才干和实现自己主张(通常代表着全体公民或部分民众的利益)而进入国家管理体系的人,而不是指那些为了发财为了混口饭吃而钻入或混入国家机构、部门、单位的人;本文所说的在野者,主要是指那些不在国家管理体系供职但为了公众利益而展现自己才华的人,而不是指那些为了一己私利但尚未掌握国家权力的野心家。此外,我国目前也有人将学者分为体制内学者和体制外学者两大类,前者通常指在国家或官方研究机构供职的学者,后者一般指在民办研究机构供职的学者或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强大,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幸福,那些有志于此的人,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将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人民的欢迎。因为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不同身份所形成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不同角度,对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经贸国是会议”全台大会2014年7月28日中午闭幕,“行政院长”江宜桦总结时引用文章指出,“在朝当思在野日,在野也有在朝时”,提醒执政党与在“立法院”杯葛的在野党,别让台湾沉船、停滞不前,应该要用最大的耐性,包容不同意见的人,用民主机制化解争议,让台湾继续前进。江宜桦更认为“国是会议”是正面的,不是政治上的拜拜,心力上的浪费。而马英九上午到场致词时,也用“心里话”表示台湾面对的情势严峻,筹码有限,向反对的声浪呼吁放下歧见,“没有对立恶斗的空间,没有蹉跎犹豫的时间,唯有合舟共济,慎谋出路,台湾才有活路”。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强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台湾前进的脚步不能片刻停歇,如何异中求同,凝聚共识,将民众社会的热情化作台湾进步的助力,是民众必须正视的课题,这也是举办“经贸国是会议”目的所在。与会部分民间团体人士则提出,当局应首先针对弱势族群对症下药,正视所得分配不均问题,不要让越来越多人沦为服务业低阶劳动者。企业界如台北商业会理事长王应杰则提出,一些青年多是听到象牙塔中做学问的教授阐述观点,他们也应该走出来听听各产业的心声;台湾经贸如果没有同大陆合作,过去20余年很多大企业只有原地踏步。我苗实引用这段新闻,目的是强调,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志在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人民幸福,有争论批评是好现象。但是,也应该理解各自立场,和平处之。张载先生在《正蒙·太和篇》中说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台湾与内陆制度不同,不可类比。

           伊索寓言里讲了一个“蝙蝠的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鸟类和走兽,因为发生一点争执,就爆发了战争。并且,双方僵持,各不相让。有一次,双方交战,鸟类战胜了。蝙蝠突然出现在鸟类的堡垒。“各位,恭禧啊!能将那些粗暴的走兽打败,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飞,所以是鸟的伙伴!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时,鸟类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强实力。所以很欢迎蝙蝠的加入。可是蝙蝠是个胆小鬼,等到战争开始,便不露面,躲在一旁观战。后来,当走兽战胜鸟类时,走兽们高声地唱着胜利的歌。蝙蝠却又突然出现在走兽的营区。“各位恭禧!把鸟类打败!实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类,也是走兽!敬请大家多多指教!” 走兽们也很乐意的将蝙蝠纳入自己的同伴群中。于是,每当走兽们胜利,蝙蝠就加入走兽。每当鸟类们打赢,却又成为鸟类们的伙伴。最后战争结束了,走兽和鸟类言归和好,双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为。当蝙蝠再度出现在鸟类的世界时,鸟类很不客气的对他说:“你不是鸟类!” 被鸟类赶出来的蝙蝠只好来到走兽的世界,走兽们则说:“你不是走兽!” 并赶走了蝙蝠。最后,蝙蝠只能在黑夜,偷偷的飞着。听了这个有趣的故事,大家怎么看?从我苗实的角度出发,社会中就存在类似蝙蝠的人,左派看到他的右,批判他;右派看到他的左,也批判他。或许,换个角度,他就是左右逢源的人。在经济学大的流派中,有市场自由派,也有政府干预派,更有居于中间的新古典综合派。不用我苗实多说,萨缪尔森本质上就在左右逢源,是不折不扣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

           不过,大家都知道,李光耀先生在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中左右逢源,却大有斩获。驻外5年,朱昌都时常能在公开场合见到李光耀,他还曾利用中新建交10周年和新华社成立70周年时机,两次采访李光耀。记忆中,李光耀步履稍显蹒跚,一头疏朗白发,声调不高而气场强大,有时让人“又敬又怕”。可每当他出现,民众掌声震天,给他戴满花环。很多新加坡人告诉朱昌都:“新加坡不能没有李光耀。”朱昌都观察,李光耀与国外媒体打交道时秉持实用主义思维,一方面敢和外媒一些不利报道针锋相对甚至对簿公堂,一方面又希望利用外媒传递声音扩大影响。他通常只接受西方知名记者专访,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为发展对华关系曾主动邀请新华社记者采访。不少中国代表团到访,受到李光耀和新加坡方面热情接待。朱昌都说,李光耀了解中国,释放善意,但并非一些人口中的“亲华派”,他所思所想仍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朱昌都感叹,如果没有李光耀,新加坡确实不可能从昔日的弹丸小国成为今日的东南亚强国。不论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折冲樽俎,还是在国内推行法治,肃清吏治,李光耀孜孜不倦毕其一生,“最终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曾经力主狮城并入马来西亚的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潸然泪下,表情苦楚。他说,“20年前立志当律师,只为谋得成就感和优厚生活,做梦也没想到学成20年后,竟然必须为200万人的命运负起责任。”在李光耀看来,一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其意志力和自信心。“自认无法克服挑战的民族注定失败”,正是这份强大的民族信念让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成为如今拥有世界地位的经济强国。李光耀说,我们要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要建立实际有效的睦邻关系,先得把话说清楚,其一,“我们家里要买什么家具和要怎么摆设,一概由我们自己做主。”其二,”外部大国可能决定东南亚小国的命运,只有接受这一前提,才能更好地推行均势战略,让新加坡在大国竞争与制衡中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其三,“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如何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教授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我苗实认为有一定启发性,值得学界同仁认真思考。他2015年4月16日在观察者网撰文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叫技术进步)。多数学者认为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呢?许多人从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两派观点比较流行,这里姑且称之为“自由派”和“中国模式派”。这两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差别在于,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他们尤其欣赏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倒不尽一致,有主张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张先搞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派虽然也承认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认为基本上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只要假以时日,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里的中国模式派比较笼统,其中有一些精确的可以称之为“保皇派”,而有的学者承认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对这个模式持批评的态度,却并不保皇。自由派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们关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主张或许不错,但是他们通常缺乏全球比较的观点,因此不能解释,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国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自由派也做比较,但通常只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只与书本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去比。问题在于,如果只要自由开放就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不输于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模式派在学术界虽然地位不高,但近年来他们观点的影响在上升,尤其为官方所喜爱。与自由派相比,中国模式派有全球比较的视角,他们不仅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病,还看到发达国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将之归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包括强势威权的政府,国有民营共存的混合经济以及对市场和产业的积极干预。但是,中国的体制真的像中国模式派所说的那么独特吗?毕竟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年里,搞过威权政府,混合经济市场干预的发展中国家不在少数,却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可能只有韩国和台湾是例外。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之前,还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增长经历,而且都先后加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解释东亚的增长奇迹时,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这一派学者中的经济学家较少,多数是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专家。他们的理论深度和实证研究水平要比中国当今的中国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后者认真学习。但是,“发展型政府”派与中国模式派一样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积极干预过而且现在还在干预经济,但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当年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干预成功了。他们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是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自由派的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是他们不能回答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按照朱先生的概括,原则上讲,我苗实倾向于自由派,而林公倾向于中国模式派。由此可见,就大体可以明白我苗实为什么长期批评林公了。那么,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对,既不可能简单仓促下结论,又不可能以学术地位作判断,更不可能以权势强弱来定高低,还是需要大家发动脑筋,排除成见,积极参与辩论,在包容中相互学习借鉴,然后留足空间时间,让历史和实践来说话。或许,永远没有结论,永远在争论,永远在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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